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史书还记载了一个苏轼智斗无良药商的故事:苏轼建立安乐坊后,苏夫人还献出了娘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这是治疗疫病的特效药。有个囤药的药铺商贩也身染疫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自己的药铺里也没有特效药了,听说苏轼“安乐坊”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家人去索要药方。哪知苏轼早就给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规定: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有钱人用药,每用一服,须捐助安乐坊纹银百两。闻听此言,那无良药商傻眼了,可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捐银子买药。苏轼又用这些钱,在江干等处开了几个分坊,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发展。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两浙官府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
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教苏轼解决的办法。苏轼毫无保留地把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他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苏轼众筹办医的做法,对宋朝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