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朝，便会有前朝。新朝的开国有多么气势恢宏，前朝的崩解就会有多么颓败无助。而每至更迭交替之际，新朝自有一批攻城略地的名帅悍将，前朝也会涌现出若干忠诚之士，进行最后的无望拼搏，虽九死而不悔。他们是前朝的英烈、新朝的寇仇，他们的名字会被遮蔽，家人会被牵连，着作会被禁毁，甚焉者尸骨无存。在扬州督师抗清的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便是一例，城破后拒降被杀，“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是怎样惨楚的一幕！
时间会解开某些政治死结。
忽忽一百多个春秋飘逝，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一宗史可法的遗物被献呈御前，弘历读后亲自撰序题诗，钦命制成长卷，送往扬州史可法祠陈列。其时正值朝廷兴修《四库全书》，一些书籍因“伪妄”“违碍”被销毁，有的遭到撤换删改，同时也为南明的唐王、鲁王正名，旌表“前明殉节诸臣”并由史馆书传，史可法被追谥“忠正”。大禁毁与大表彰皆出于乾隆一人，其史识和性情亦由此凸显，值得做一番探讨。
“一片孤忠心”
崇祯末年，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朝廷危急之际，曾带兵北上勤王，渡江至浦口，得悉大顺军已攻入北京，明朝倾覆。而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时，江南各镇还有数十万军队，史可法受命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竭力沿淮河布防，意图稳住阵脚，无奈天子昏庸，文恬武嬉，大事已不可问。
后世多称史可法为“孤忠”，当然不是说满朝只他一个忠臣，而是指忠臣已成为少数、极少数，且处于艰维境地。
清人极擅招降，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未久，就派人给史可法送来密书，引《春秋》之义，指责南都诸公有贼不讨，擅立新君，称清师礼葬崇祯帝后，对前朝勋戚大臣恩礼有加，尔后话锋一转：“我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明朝之先君；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清人入关后一直拿着这个说理，其文字则出于汉儒，笔锋甚利。
史可法将多尔衮的信呈送朝廷，并修书回复，表达对崇祯帝崩逝的哀恸，指驳来函曲解《春秋》之义，描述弘光登基时的各种祥瑞，枚数历史上东汉、大唐、南宋等历劫中兴之先例，以及清室长期受明朝统辖和分封的事实。该信是写给多尔衮的，更是写给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看的，其中也有几句吐露心曲：“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
清军围攻扬州时，南明各军镇无一来援，城中也屡屡发生率部叛逃事件，史可法不加阻拦，自己则率残部死守。豫王多铎屡来书劝降，可法皆不开启，投之于火。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俘。多铎再引洪承畴之叛降为例，诱以高官厚禄，见其抗声不从，起身拔刀，史可法夷然不惧，“挺立迎其刃”。多铎退，连呼“好男子”，命属下将之斩于军前。
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放弃抵抗的南京，弘光帝与近幸先期奔逃四散，几位明朝公侯勋裔及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奉玺迎降。当日大雨如注，谦益等为表达虔诚，“褰裳跪道旁”。诸事略定，多铎“即令建史公祠，优恤其家。敕有司给粟帛，赐西山宅第一区，以旌忠义”。不知祠堂是否建成，却可证史可法的高贵气节，赢得了对手的由衷敬重。
正名与表彰
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弘历降旨追谥“胜国遗忠”。前朝，在典籍中又作胜朝、胜国。这个说法见《周礼·地官》，郑玄注：“胜国，亡国也。”明明是败亡之国，为何称名胜国？盖因其被战而胜之。该词一般用于本朝称呼前朝，将战胜攻灭之国如此称呼，大约不仅仅是纪念和嘲讽，也有几分镜鉴的含义。
时为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第四年，经过征集遗书、挑选善本、辑录佚着、撰写提要等项的努力，一部旷世巨着已有了大模样。乾隆深度厌憎降清又复反清的钱谦益，命将其着作以及书版解京销毁，又于三十九年（1774）八月、十一月通谕各省督抚“查办违碍书籍”，一股禁书狂潮随之燥然而起。这种情势下极易出现层层加码，弘历接连降旨，制止各地的一些过当行为，也纠正史官对前朝过苛或偏激的评述。他还提出应赐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
乾隆特别举史可法、刘宗周等为例：“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他称史可法为一代完人，也对钱谦益的“自诩清流，腼颜降附”再做谴责，至于说金堡、屈大均等遁入空门，“幸生畏死”“丧心无耻”，则属肆意丑诋。
在祈谷大典的斋戒中，弘历惦记着追谥晚明殉节诸臣的事，忽又想到靖难之役中的节义之士。他熟读儒家经典，正统意识很强，对于“犯顺称兵，阴谋篡夺”的朱棣历来反憎，赞扬景清、铁铉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志节凛然；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无惭名教；也指出直至明亡，各朝君臣皆讳莫如深，不予平反褒扬，“使忠臣义士之气，久弗克伸”。
阁部大臣提交了方案和文稿，大致依据《明史》《通鉴辑览》二书已有名单，分为专谥、通谥两类，又将通谥中事迹显着者列为忠烈、忠节，其次谥为节愍、烈愍。该名册收入三千余人，分别造册登录，于姓名下简括事实梗概，享专谥者附有赞词。乾隆即予批准，赐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
该书的校勘印行完成于次年，卷首以原颁谕旨代序，后为历次上谕和御制诗，以及廷臣所上议疏。卷一“专谥诸臣”有关史可法一条写道：
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锦衣卫籍，祥符人；崇祯中历安池道为安庆巡抚，爱民敬士，屡却寇兵，进南京兵部尚书，誓师勤王，迎立福王，出镇江北，力图兴复；大兵克扬州，自刎不殊，被执死之。
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今谥忠正。
在获得专谥的所有前朝大臣中，唯有史可法一人谥为“忠正”。
史可法画像与遗稿的发现
感动与缅怀，从来都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史可法就义一百余年后，其画像和信札、文章依然存世，真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的苦心搜集和辗转秘藏。清初文网绵密，收藏抗清名帅史可法之遗物，早期应不无风险，但有人坚持去做。四十二年六月，在乾隆多次降谕褒扬明末殉节诸臣之后，南书房翰林、内阁学士彭元瑞将一批史可法的书信、文稿，也有其身穿大红前明冠服的画像，献呈给皇上。
史可法的拒绝招降、视死如归，其在沦亡之际的孤忠与劲节，以及那忠孝不能两全、选择为国尽忠而死的心绪，皆令乾隆皇帝感慨兴叹，褒奖随之。
一场纪念史可法的活动随之展开。大清皇帝事必躬亲：亲自拈毫，将御制诗题于卷端，并嘱枢阁大员及南书房翰林等和韵；亲自撰文，记述一百二十余年前多尔衮与史可法的“对话”，命军机大臣于敏中恭录一份，同时让他将史可法复书抄写附后；钦命将以上诗文装裱成长卷，并将卷轴妥送扬州，安放于梅花岭“史忠正公祠”中；钦命将相关御制诗文、史可法家书以及他与多尔衮之往来信函等，摹镌刻石，俾使长存于人世间。
曾见一些文章妄加区分：扯什么乱世需要能臣，勿论品节；治世需要忠臣，强调忠诚的重要性云云。实则忠义与节操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乾隆摒弃褊狭的敌我意识，对前朝的忠节之士进行褒扬，追加美谥，以慰忠魂。
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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