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念，对后人极具启发作用，其《师说》影响深远。
公元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懑之余上《论天旱人饥状》疏，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此后几起几落，屡遭贬斥。803年韩愈便写下《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吉甫读过后很是同情，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于是同年三月改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虽然韩愈才识丰厚，忠心可鉴，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心直口快，难免有粗疏之处，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
韩愈尊儒却不墨守。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抵牾。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指为“刺谬”。
韩愈敢于突破流俗。《讳辩》一文，是他“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更有《师说》一文，不顾流俗，不怕笑侮，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揭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可谓勇气鼎沸，胆识过人。
韩愈吐辞造语精工。在《进学解》一文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业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成语，也是从此文语句中凝缩而来。
韩愈也写诗，其诗作，长篇居多，气势雄大，意象怪奇。他的诗思一旦喷涌，便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欧阳修曾评价说：“退之（韩愈字）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白居易说韩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来自文字的成分大抵会更多一些。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被传诵不绝，成为后人师法之典范，其造语精工，无人企及，恐怕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可以说，韩愈被后人尊为“百代文宗”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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