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纵英明

明朝——以其年号而被称为崇祯帝的明思宗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最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人。清代纂修的《明史》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周赧、汉献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

崇祯帝本人对自己的“天纵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来，自己当政期间的国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饿殍、兵荒马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他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

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数以百计，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个“英明”君主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曾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张献忠曾布告两湖，把崇祯帝斥为“朱贼”。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曾致函崇祯帝令其投降，书中有“君非甚暗”之语。

有人说这表明李自成对崇祯颇有好感，其实，这不过是劝降用的外交辞令，比较客气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来你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来吧！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

崇祯帝的“节俭”很有些名气，他不仅爱搞什么“撤御膳”之类的名堂，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

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他们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

当然，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

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分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捐”了出来。

后来李自成进京，把周奎抓来“拷掠”，光现银一下子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

当时贵族中像这样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拥满库金银于围城之中，任凭官属哭求，决不肯出一分钱帮助守城，结果城破后人做了刀下鬼，钱财也为农民军所得。

为什么这些贵族吝啬到这种地步？原来他们有崇祯帝这个榜样。崇祯年间户部以饷银不济，多次请皇帝动用“内帑”（皇帝私人金库），崇祯帝都苦着脸说“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时还挤出眼泪来。

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华再次苦劝他说：“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捐内帑，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还怕没有钱吗？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祯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结果李自成进京后，缴获的宫中“内帑”多达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全国三年的田赋收入！如此“节俭”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崇祯帝不像他祖父万历帝、哥哥天启帝那样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机独断”的美名。但他不但刚愎自用、拒谏成习，而且虚荣心极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