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晨5点的电话
黄沁是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的——婉转、悠扬的系统铃声，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妈妈的手机铃声。身侧的被子被掀开，随后是拖鞋相撞的声音。黄沁听到妈妈问了一句：“是不是要立刻回去？”两秒之后，这名妇产科医生沉稳地回复，“好的，我马上回去。”
这里是江西抚州的一间山庄。大年三十的清晨6点，天际还未破晓，黄沁家里却已经灯火通明。地上散乱地放着一捆捆蔬菜，还有几条活鱼。“姨妈、舅舅们看到妈妈的微信后，早早起来去鱼塘里捞的。”黄沁说。
如果不堵车，10个小时后，这些储粮将随着黄沁爸爸的车抵达900公里外的深圳。而在当晚，深圳市卫健委公布了深圳市15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详情。
妈妈返深后，黄沁的姨妈在朋友圈里感慨：“刚到家就接到归队的通知，姐姐身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在此时也是责无旁贷！”晚上，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如期开席，众人斟酒、碰杯。黄沁的外婆生养了6个子女，他们常年天南地北，很少聚齐。今年是难得全部到齐的一年，尽管这场大团聚只维持了不到24个小时。
在黄沁的记忆里，这不是妈妈第一次缺席年夜饭。
“从私心来讲，我不太愿意妈妈回去上班。”黄沁的语气有些复杂。尽管疫情还未大规模地席卷各地，但随着感染数据不断攀升，口罩、防护服开始成为微博常驻热搜词，身处疫情中心区外的人都隐隐焦躁起来。
高悬于顶的病毒阴影，让黄沁开始有些信息敏感。“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博刷疫情数据。”疫情新闻心情在安定和焦虑之间往复，如同弹珠。
而在1400多公里外的山东省，舒朗的爸爸正准备出门前往医院上班。口罩、手套、无菌帽、防护服、防护眼镜，这是舒爸爸每天上岗时必要的装备。
尽管所在的骨伤科并不是与疫情直接相关的科室，但舒朗的爸爸还是在除夕夜接到了加班的通知。电话响起的时候，舒朗的妹妹正缠着爸爸，撒娇要拿爸爸的手机看视频。
“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舒朗叹了口气，“尤其怕因为恐慌导致的冲突。”
舒朗的爸爸是本地的一线医生，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舒朗曾一连几日见不到他的踪影。为了和爸爸见面，舒朗故意将自己弄感冒直至发高烧。“但是我爸依旧没回来。”舒朗说，“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听说我发烧后急得跟院长起了冲突，得知我退烧后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哭。”
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多地爆发，舒朗的爸爸如同2003年一样站到了抗击疫情的前线。舒朗如今已经26岁了。这一次，舒朗不再需要故意将自己弄感冒才能见到爸爸。
“好在我也是医疗行业的一员了。”舒朗的语气中带着欣慰，“这次我可以跟爸爸一起坚守在岗位上，共同对抗疫情。”
2、下午3点的年夜饭
码得整齐的生菜、金针菇，肉丸对半切开，汤底冒出微黄的气泡，林博瑶一家的年夜饭在火锅的热气中徐徐开展，而墙上的挂钟显示此刻的时间是下午3点。
“爸爸5点就要去医院值班，只能提前吃年夜饭了。”林博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原委，“吃完时间刚刚好。”
林博瑶一家住在广东省某个小镇，而爸爸是镇上医院的院长。疫情爆发后，林爸爸所在的医院被确定为定点治疗医院。镇上第一个疑似病例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林博瑶的爸爸恰好在休息。“其实还有点小庆幸。”林博瑶说。但很快，第二个疑似病例被收治，林博瑶开始有些不安。
小镇地处偏远、经济落后，镇医院的防护物资十分有限。为了将更多的口罩留给爸爸，林博瑶一家自觉地取消了所有聚会活动，“尽量不出门”。
随着疫情逐渐蔓延，小镇上的部分居民开始听信“封村封路”的谣言，甚至哄抢物资，口罩价格水涨船高，而镇上仍然可见不戴口罩出门的居民。“比较无奈，爸爸也很无奈。”林博瑶说。
如果林博瑶一家的年夜饭是“速战速决”，那么许雯家的年夜饭则是“姗姗来迟”。许雯的妈妈是河南省的一名内科医生，爸爸在食品质量管控行业工作。联系上许雯的时候已经将近深夜11点，而许雯还在等妈妈回家。“等妈妈回家做饭给她吃。”
加班是许雯妈妈近期工作的常态，除夕夜也是如此。当晚，许雯的父母姗姗而归，一家人剁馅儿、调酱，深夜11点，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许家的饭桌。
许雯非常珍惜这种家人团聚的时刻。许雯是一名大二学生，学校地处四川，回家的机会不多。父母早出晚归，许雯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变得很少，她偶尔跟父母打趣：“我现在是父爱都极度缺乏啊。”
在这场疫情爆发前，许雯一家本来有非常丰富的新年计划：腊月二十八去买衣服，大年初一看电影，再约小姨一家去滑雪……而不断攀升的疫情数据让许雯一家变得“两极分化”：一边是风尘仆仆的父母，一边是终日宅在家里的子女。
许雯和弟弟经常会向妈妈抱怨居家生活的无聊，而妈妈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们觉得无聊的家，是多少医务工作者想回却回不去的家。”
“我特别特别担心。”许雯连说了两个“特别”。家里仅有一个N95口罩，许雯的爸爸已经连续戴了一个星期。在妈妈的手机里，许雯曾经刷到一条朋友圈信息。“有些医务工作者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掉，只为了工作方便。”当时许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照片上的女孩子们剪了短发，笑靥如花，许雯知道，这些女孩子其实跟她差不多大。
3、为妈妈做饭
切菜，架锅，下油，颠勺，这是侯微每天必做的事情。一通忙活后，侯微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猪肉炒莴笋，还有一道清蒸鲽鱼。侯微在准备妈妈的晚饭。时间估算得差不多的话，妈妈敲门的声音应该在晚上10点左右响起。
按照原先的人员安排，侯微的妈妈是不必在一线作战的。侯微的妈妈已经57岁了，还有3年就可以退休。但在得知疾控中心没有将她安排在疫情应急组时，她有些急了：“我有经验，也还能干，能不能让我做点儿什么？”
进入应急组后，从大年初一至初七，侯微的妈妈只有两个上午在家休息。
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对侯微的妈妈来说，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作战。侯微将妈妈形容为“记者”。“手机一响她就特别紧张。”侯微说，“基本上处于心理时刻紧绷的状态。”
侯微家在河北省承德市，妈妈是当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承德市公交停运之后，妈妈上下班的方式变成打车，但能否打到车却是一个未知数。不太幸运的时候，她需要步行近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
天气寒冷，天空有时会飘起小雪，而夜幕的降临让寒意加剧。“妈妈倒想得开，就当锻炼了。”侯微说。
妈妈不介意，身为女儿的侯微却很心疼。侯微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母亲职业特殊，无法时时陪伴她。“‘非典的时候妈妈就把我扔下了。”侯微语气如常。
多年来，妈妈不在家的日子里，侯微练出了一身厨艺。没事儿的时候，侯微会戴上口罩去楼下的菜铺买菜。摆摊的叔叔阿姨为人豪爽，菜价优惠，有时甚至对侯微说：“你随便拿一些，送你了！”惶惶不安的疫情氛围里，这些点滴的细节让人倍感温暖。
4、“我想和医院吵架”
这不是李诗第一次在武汉过年，但从来没有哪一年过得同今年这样令人心慌。没有年夜饭，也没有看春晚。“实在是没有心情。”李诗偶尔会抬头望向窗外，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很久才会有一个人经过——戴着口罩，行色匆匆。
人口千万的现代都市，城市交通骤然封锁、停运，如同人体的血液停止流动。李诗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下楼了。
在不断上涨的感染人数下，总得有人迈出家门，为改变现状做点什么。高中生李诗的妈妈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妇产科不是与疫情直接相关的科室，但人类的分娩并不会因为突发的疫情而中止。
出行成了最现实的问题。刚封城时，市民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如今是滴滴司机无偿接送。直至大年初六，李诗的妈妈仍然每天在外奔波12个小时。李诗很少在白天见到妈妈，妈妈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出门了。
与李诗的情况类似，穆清也很少听到爸爸的声音。“总是开会，总是打电话。”穆清的语气里有些怨气。当得知爸爸可能被派去一线抗疫时，18岁的穆清忍不住爆发了：“我当时对爸爸说，我想和医院吵架。”
这是来自一个女儿的担忧。而担忧源自对未知病毒的恐惧，更源于潜在的风险。穆清的爸爸所在的医院几乎没有针对冠状病毒的防护装备，整个重症科室只剩下十几个N95口罩。没有防护服、防护镜，穆清的爸爸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与疫情搏斗。
“眼结膜也会传染的啊！”在与好友通电话时，穆清忍不住哭出了声。
在穆清的眼里，爸爸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父亲。“小时候我发烧输液，他在抢救病人。”“不会烧饭，也不会开洗衣机，我读高三时连我的老师是谁都不知道。”穆清一句一句地数落着父亲。
但爸爸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任职重症科室数十年，穆清看着爸爸抢救了一条条生命，也得到了一面面锦旗和一封封感谢信。“我爸在重症监护室救人基本没有失败过。”穆清语气里带着自豪。
穆清在等待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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