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初，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周恩来于3月22日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我们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珍宝岛冲突扩大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要同意和苏联方面沟通。
3月22日深夜23时45分，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前述内容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拒绝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交谈的建议，但还是留下了双方沟通的余地，要求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在核战争千钧一发之时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在苏联高层引起了激烈争论。在那个时候，苏联高层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柯西金的意见一度占上风，苏联方面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与中国政府联系，提出希望周恩来能够与柯西金直接会谈。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不清楚苏共中央这一提议的真实意图，没有作出反应。中国政府没有反应，使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强硬派又占了上风。他们认定，中国这是不愿意缓和的表现，必须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8月13日，苏联军队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在中国境内正常巡逻的30名中国边防巡逻战士发起突然袭击。我边防巡逻战士虽然进行了顽强反击，但苏军占绝对优势又预先有所准备，打了4个小时，中国30名巡逻战士全部牺牲。中国政府反应强烈，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苏联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判断，也抓紧了备战行动。此时，中苏双方高度对抗，战争一触即发。
在苏联高层中，有人就在此时开始实际酝酿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这些人主张：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对于格列奇科和崔可夫的主张，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发生争议，有人主张慎重行事。由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达成妥协，决定先向东欧一些国家征询意见，也要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东欧许多国家对苏联这一设想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苏联试探美国态度时，美方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开了打核战争的头，人类将面临灾难。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
中国高层很快便了解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中有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计划。毛泽东即让周恩来拿出应对措施。周恩来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当时中国方面采取的对策主要是：第一，中国政府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政府声明。第二，中国要进行一次核试验，表现出中国反击核战争的决心和能力。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试验对苏联方面是一个强烈震慑。第三，中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做好打大仗、打核战争的准备。第四，与美国方面联系，拟恢复中美两国间中断多年的大使级会谈。第五，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苏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强硬派有一种强大震慑作用，对于制止苏联冒险家对中国打核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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