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经陕北转战到达四川巴中,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我的父亲苏明德(原名郑仕金),时年11岁,感觉到了世道发生的变化,跟着身边的人闹起了革命,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1921年12月24日,父亲出生在四川巴中县(今巴中市恩阳区)尹家铺村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小小年纪就到地主家放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巴中,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苏维埃。
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郑仕友,成了村里苏维埃政权的领头人,刷标语、发动群众开会,忙得团团转。年少的父亲感觉到很新奇,时时追在他二哥的屁股后面看热闹,听着一些新名词,他似懂非懂。问,什么是革命?二哥答:革命,就是让我们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
父亲后来给我们回忆:“听你二伯说,革命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我可高兴了。一定要革命,因为我常饿肚子,穿破烂的衣裳,能不想革命吗!”于是父亲后来成了村中儿童团的一员,父亲的二哥后来也当上了村里苏维埃的主席。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四方面军由进入川陕根据地前的15000余人扩充到近8万人。我二伯父郑仕友带领他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区内的2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这200多名青年后来被整建制编成了一个红军营。二伯父也由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转换成红军营长,父亲跟着他二哥,闹着要参加红军。可他时年还未满12岁,红军首长说,年龄太小,等几年再当红军吧。
当时,二伯父非常喜欢这个小他9岁的二弟,也就是我的父亲,并且也不想让他参加红军,毕竟年龄太小,可敌不住弟弟的执拗,便利用自己当红军营长的职务便利,做主同意二弟当上了红军,让二弟在身边当勤务兵。
事隔多年,父亲用他非标准也完全失去四川乡音的东北话说:“我参加红军,走的是二哥的’后门。”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
当上红军,就有了出操、训练这些活。父亲后来时常给我们描述:家乡有一棵大黄葛树又称大叶榕,一树分成3个大枝杈,大枝杈上又分小枝杈,枝繁叶茂。
在这棵大榕树下,父亲时常挎着小马枪每天出操、训练,十分卖力,也十分的神气。小红军呢,想法天真,好玩,完全没有料到后来的革命道路上,会吃那么多的苦、遇那么多的难。
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调集百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被毛泽东称赞的、排名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继中央苏区之后也被捣腾丢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未满14岁的父亲跟随他的二哥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离开大巴山前,喝了口家乡水,踏上了长征之路。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61年第5期的《诗刊》。在上面,一个署名陆棨的作者刊发了一首诗,写的是红四方面军北上长征集结出发地——大巴山中的旺苍。他知道我父亲是从大巴山走出的小红军,就将这首诗抄写给了我:
通(江)、南(江)、巴(中),
红军老家,
家门口,
就在旺苍坝。
万里长征,
从此出发,
百丈关前杀白匪,
旺苍河下饮战马。
喝口门前水,
万里不忘家,
马蹄印里,
丛丛杜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