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陋室

钱穆先生，在八十高龄时，写下回忆录《师友杂忆》。其中，对三十多年前，西南联大几位教授同挤一室之事，记忆犹新。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为避战火，开启了南迁之路。先于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暂且落址在衡阳南岳。

这一天，钱穆登山独游，回来时才知道宿舍迁移。每四人一室，各人早早选好室友，安排停当。只有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位，因为平日就孤僻寡交，没人选他们做室友，被“剩”在了一室。刚好，还余下一张空床，于是，钱穆住了进来。

小室之中，有一条长桌。一到夜晚，闻一多就会点燃一盏小灯，勤读《诗经》《楚辞》。吴宓呢，则在备课，抄笔记，写纲要，再逐条用红笔勾勒，严谨不苟。沈有鼎却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不尽情畅谈，却要各自埋头，这是何必呢？不想，惹来吴宓的“申斥”：你那么喜欢闲谈，大可去别室找谈友，要不就赶紧上床睡觉，别来妨碍人！

迁往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学堂校舍，更是一道难题。汪曾祺先生就曾写过一篇《斯是陋室》，正是回忆西南联大简陋的住房条件：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这条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教室区在更东边，土墙，铁皮屋顶……”

当时，梅贻琦校长租了个大院，给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住。在由两层谷仓改造的房子里，挤挤挨挨住满了人家。楼上住着任之恭与赵访熊两家，楼下住着杨业治与吴达元两户。谷仓的地板，缝隙很大，不隔音，甚至楼上一扫地，楼下就尘灰飞天。于是，楼上楼下就有了这样的喊话：吴太太，快把你的东西盖起来，我要扫地了！

陋室简居，非但没有生出苦怨，反倒添了不少这样的日常小趣。

差不多同时，华罗庚一家也挤在昆明城外二十多里的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

晚上，一灯如豆。说是灯，其实不过是一个破香烟罐子，上面放上一个油盏，再摘些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油，那棉芯捻得极小极细。牛，靠着墙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和马，关在同一个圈里，有时候，马不慎踩在了猪身上，发出连连尖叫。而华罗庚，就在这混乱之中作息。

因为日军飞机的轰炸，金岳霖、朱自清、陈岱孙、陈福田、李继侗在昆明的临时居所皆被炸毁，于是，共同搬进了唐家花园戏楼。这里临时租给西南联大，作为单身教师的宿舍。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包厢里，却住着五位教授，每个人只能占用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每天上午，金岳霖除了上课，就是雷打不动地研读写作。几个人一合计，把屋里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小床和小书桌的地方，作为金岳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扰。可以惺惺相惜至此，实在令人叹服！

那西南联大的“陋室”里，同住的，何止君子，还有谦恭、坚强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