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向年轻的新皇帝上了一道《劝廉惩贪疏》。奏疏中,这位新任官员说:
当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无官不是爱钱之人。买官要钱,升官要钱,官员交际联谊要钱,考课打点上面要钱,“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来自哪里,人皆心知。
韩一良还举例说:自己只是七品芝麻官,平时不善交际,但两个月来拒收的礼金也有五百两。由此类推,位高权重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再不推进反腐倡廉就来不及了,而且必须从“大老虎”反起。
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崇祯,他倍感欣慰,赞赏其“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
韩一良并不是御史,怎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他没有提。这个难题交给了18岁的崇祯。
崇祯问韩一良,到底谁是腐败分子?
这一问,问出千百年来朝廷百姓心声。
但是,这一问,也问破了一个人的心。这个人便是韩一良。
这是一个令人寒心的“天问”。不仅韩一良觉得冤,连后来的进谏者都不得不因此闭嘴。
这个问题韩一良无法回答,也不该由他来回答,他不是专业人员,也不掌握证据,怎敢乱说?
崇祯退而求其次:那你说一说,是哪些人给了你五百金。
这是比前一个更傻更天真的问题。
这一来,韩一良才明白,自己掉入了一个体制下的坑。说还是不说,真成了一个问题。不说,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初心;说,倒霉的是一群小苍蝇,于事无补。见皇帝把球踢了回来,细思极恐,这真话还说得下去吗?
面对崇祯这一问,韩一良不得不选择闭嘴。结果不仅没有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连自己的职务都被剥夺,回乡耕读。
韩一良的挫败感深深地烙在后来者心里。崇祯六次自我批评(下罪己诏),数百次鼓励大家建言,都无法改变大员们经常性的相顾无言,发言也是空话套话。
明朝末代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只用了四年时间就被火箭提拔为首辅,危难之际,崇祯对他寄予厚望。北京城破前三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然而,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龙椅,恨恨而去。
我们且不问大臣们原来的智商和情商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想问,一句话可以定夺的事,臣子为何始终一言不发?没有退敌良策,馊主意好歹也可以出一个呀。
然而,馊主意都没人出了。大家彻底冷了心,铁了心,不陪皇帝老子玩了。
崇祯接手国家十七年,任命了五十位内阁首辅,平均每人的任职时间不足三个月,而且,个个不是被开除,就是被降职,无一善终。至于首辅以下官员,更换频率如走马灯,“日新月异”。在外征战的将领,不是被处死,就是宁愿主动战死。
前任首辅陈演叹息说:在崇祯面前,每句话都要思前想后,稍微一句说错,吓得后脊梁凉飕飕。崇祯恨啊,二十多岁头发就已斑白,鱼尾上眉梢。不光是骂尽群臣,更是恨。他所信任的只有那些善于揣摩他心思、曲意逢迎的大臣。十七年间,君臣上下挫败感如影随形,不能不说与崇祯之问关系甚紧。
有人说,崇祯是穷死的;也有人说,崇祯是被手下害死的。其实不然,他是被自己这一问弄死的。
崇祯也并非不知道天下官员贪者大有人在,但具体到谁是贪官,即便身为皇帝都未必知道。
崇祯之问也是崇祯之困,更准确地说是韩一良之困。为了免除韩一良式的结局,古人设计了一个“制度”,叫“风闻言事”。简单地说,“风闻”是为了保护举报者而隐瞒举报者姓名,并非纯粹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应该是有一定依据的。
韩一良的进谏显然属于“风闻言事”,但又不是他职责所在,也不是要弹劾某人某事,纯是出于对政治腐败的忧虑,提请皇帝采取措施开展廉政建设。
今人有建议采纳“风闻言事”来加强反腐倡廉,甚至有人提出“风闻言事”是反腐败最有力的手段。这实际上是误读了“风闻言事”的本意。
如果将“风闻言事”作为广开言路的措施,利大于弊;但如果将其作为反腐的手段,显然弊大于利,最大的弊端是容易导致官员相互攻讦,破坏法制。
所谓“康乾盛世”绝不是“风闻言事”所成就的。“风闻言事”成就的是言路大开,因而官员自然会有所敬畏。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两个美女。王素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仁宗耽于美色。仁宗责问他:“这是内宫之事,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王素的回答就道出了“风闻言事”的真谛:广开言路,鼓励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宋仁宗无从挑剔,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二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暂且留下来如何?”王素回答:“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所担心的正是怕陛下亲近她们啊。”宋仁宗听后醒悟,每人打发三百贯钱,将那两个美女遣散出宫。
王素与韩一良的遭遇截然不同,并非王素如何高明,而是他抓住了仁宗的具体事实,不涉及体制,所以能顶住仁宗的诘问。韩一良则不同,他提出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问题自古以来便是个天大的问题,韩一良没有想好就傻傻地提了出来,崇祯自然也没有想到,因此也傻傻地抛出了“谁是贪官”的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