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特别运输队

1942年冬，在流经河北涉县、山西黎城等地的清漳河两岸，活跃着成群结队的挑担人和骡马毛驴。人群中大部分是灾民，他们正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运送粮食。这支庞大的队伍，正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了应对百年难遇的灾情，用“以工代赈”方式成立起来的特别运输队。

“不饿死一个人”

1942年到1943年，太行山遭遇百年未有的旱灾。随之而来的蝗灾，以及日寇的疯狂“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让根据地的灾情雪上加霜。缺粮少食的局面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河南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因庄稼绝收，上千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饿死。在林县国统区，为了找粮食，国民党部队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搜查。一个年迈的寡妇将家里仅有的几件好衣服变卖掉，托亲戚朋友买了几斤米。未料到，别人刚从后门送来米，搜粮队就从前门闯入，径直抢粮而去。老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当晚，老人悬梁自尽。

有个国民党官员搬家，派人抓来8个人抬一张大床。8个人都饿得没有力气，竟然抬不起来。于是，又抓来4个人，结果还是抬不动。实在找不到人，当差的把躺在床上快要饿死的人也拖出来抬床。最终，用了30多个人才把床抬到目的地。抬床过程中，有的人倒在半路上死了，有的人昏倒在地，奄奄一息。

为了活命，河南成千上万的人扶老携幼，逃往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让边区政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为应对灾情，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部队紧急动员，从上至下成立救灾委员会，采取减免公粮、节衣缩食、社会募捐、包村救灾、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等方式，想方设法救济灾民。各地组织灾民成立的运输队，由此应运而生。

为了增强干部和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边区政府提出了“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

1943年春，“为尽力之所及，克服饿死人的现象”,太行旱灾救济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制定了多项纪律：“1. 凡本村尚有力量有办法可能进行救济，而因工作不力，致于饿死人者，村政权负责人，应受以纪律制裁。2. 凡有上述情况，饿死一人者批评，饿死二人者警告，饿死三人以上者应受撤职处分，上级负责人应受连带处分。3. 凡村中住有上级干部，而发生以上饿死人现象者，除本村干部负责外，该上级干部应受更严厉处分。”

应运而生的灾民运输队

太行山区，西部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东部地少人多，粮食产量低，每年都有商贩将西部多余的粮食运到东部，以平衡供需。因此，太行山自古有“东人吃西米”的谚语。

边区政府组织工商部门，加紧从太行山西部抢购粮食，并组织各地灾民成立“特别运输队”,让灾民赚取小米，养活家人。

灾民平日吃糠咽菜，力气小，家里也没有牲口。为了照顾他们的体力和收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参加特别运输队的，是有挑担能力的灾民，暂不用牲口；特别运输队与普通运输队的运输比例是四比一，即五分之四的粮食由灾民运输，五分之一的粮食由非灾民运输，而且灾民每运输一斗粮食，赚取的脚价要比其他人多一元；灾民未赚到脚价前，由合作社贷给粮食作路费；运输线上，每隔30里，便由粮店设一招待站，鼓励灾民贷粮经营，每斤做熟的粮食只能比原价高一毛，便于挑担的灾民休息和节省吃用；将主要交通线上的一个运输站移到黎城南委泉村，非灾区的运输队将粮食送到南委泉后，再由灾民接手运粮，以减少灾民体力消耗。

1942年12月，边区工商总局遵照边区救灾委员会决议，下发《总局关于保证灾民运输赚钱的通令》，提出以下要求：“为确实保证灾民生活，不使感到困难，凡已发动起来之运输队、脚夫或挑夫，确证其为灾难民者，每人每日必须保证要赚一斤米。”

边区政府提出的优惠条件，吸引灾区群众争相加入运输队。为避免非灾户、流氓和小偷浑水摸鱼，挤占名额和经费，特别运输队里的正式队员，都需要经过村公所、农会的介绍和救济委员会的审查。村里在出具介绍信前，也会召开民主评议会，对报名人。

沙河运输队是太行山灾民运输队中的模范。全县参与运输的灾民组成一大队，大队长由县救联会人员担任；大队下面按区、村，分别成立中队、小队，小队长由村长或农救会主席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