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联络、策动和指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举行整建制起义,消除了原军统特务潜伏组织对北平市的巨大危害,成为对开国大典的一份献礼。
胡同里的保密局北平站
徐宗尧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北平站历来受到戴笠、毛人凤的重视,按保密局成立时报国防部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三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编制160人。
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原马汉三筹备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组建成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搬至东城弓弦胡同,是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历任站长皆为资历很老的军统骨干,如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等,设六科,有近10个组、站,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台等下属单位。
1948年冬,平津战役基本结束。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签字。在此之前,蒋介石为稳定、拉拢傅作义,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保华北、北平,绞尽脑汁。特别是利用保密局控制傅作义,布置北平站实施暗杀计划,以威慑为和平奔走的爱国人士。
怀仁堂里的关键会议
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当日上午10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停止活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
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徐宗尧、警察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锡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督察室督察王蒲臣等共十余人。
当时,王蒲臣将早已拟定的人员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而他似早已知道和平协定要签字,但其他人并无心理准备。杨清植还问徐宗尧:“有无办法?”看到大势不好,杨决定第二天飞南京,通知当晚集合,次日早晨飞南京,约100人。
1月23日,北平的保密局各机构头目基本南逃,北平站下属各单位人员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气氛凄凉紧张。
1月24日下午1点,聚集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北平支台的保密局人员争论何去何从,互相争辩,几乎动武。北平交通支台台长跑到北平支台,大叫:“你们投降共产党了!”支台台长阎守仁打电话叫来徐宗尧讲话,徐的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人、电台,如继续坐以待毙,死路一条。
大部分报务员,包括交通支台台长高呼:“拥护徐先生的说法!”22日会后,徐宗尧曾问阎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军统北平站起义,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北平站的起义使北平和平解放未受影响,社会基本安定。
上交清册,结局不同
1949年2月1日,在弓弦胡同4号,徐宗尧见到解放军军管会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清册。
2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命令徐宗尧在东板桥14号徐的住处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至22日已登记一百多人。由徐召集后带往西城后马厂胡同10号开会,当日将起义人员送往清河农场训练大队。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比较顺利,事实上徐宗尧早就开始接触中共,他接手北平站也是准备向中共献礼,起义有准备、有目的,并非临时动议,这在保密局的区站起义中是唯一的一例。
北平站起义人员的结局不一:起义的一百多人并非全部自愿参加劳动、学习改造。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和平解放以后,各种人心理开始产生变化,进入改造学校后,表现并不相同。有的人,如徐宗尧是认真学习,真心向善,毫无保留,后安排适当工作,从1962年起任北京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有的本身投诚就有条件,如潜伏组韩北辰,2月3日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电台、密码本前,谈条件要保证安全、要职务,受到徐宗尧斥责后不得已才交出。再如冯贤年,最早受徐策动,积极参加起义,对侦破潜伏组贡献很大(无冯贤年很难获取潜伏名单)。他是老资格,上下皆熟,人脉很广,在清河农场劳动改造时,听闻朝鲜战争爆发,又动摇起来,后悔起义。因他在华北地区特务系统中关系多,社会关系也广,开始阴谋串联改造中的旧部下暴动,计划劫夺看守、警卫武器,冲出去上太行山打游击,被侦破,1951年被镇压。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说明保密局人员的改造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并不是仅仅起义了,就完全转变投向革命阵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