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929年逝世，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其生前的声望也被各种力量借重。在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召开了追悼会，无数人自发地参加。这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几乎受到各个方面的欢迎和重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也被称为在政治上是“善变”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真诚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他在政治上没有主见、没有长性呢？人们评价梁启超，有一个词经常提到，说梁启超“学贯中西”。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在某些专门领域，梁启超可能不如某些“专家”，但是，从整体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少有的人物，他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东西方文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接近了两者的本质。

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实际上，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在那个时代出现的所有“新思想”，其实都是既有的“旧思想”，只是对某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某种思想的人来说，它可以是特定的“新思想”。因此，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有些人因为接触了某一种“新思想”，便以为找到了新世界的真理。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知识在思想上与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同时都最接近的人。而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大多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侧面接近了本质。因此，当不同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互相角逐的时候，梁启超要么成为各派争取的对象，要么成为各派批评的对象。

举个小例子。梁启超在清华的时候，向校长推荐了陈寅恪。校长问：这个陈寅恪是哪个洋学校的硕士、博士？梁启超说：没有。校长又问：这个陈寅恪有什么专着？梁启超说：也没有。校长说：这就很难办，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来当教授？其实，校长对于梁启超这个推荐的反应，完全是西方化的，从西式学校的角度说，校长的反应很正常，毫无破绽，也无可厚非。但是，梁启超说：陈寅恪的几百字就超过我的全部文字。于是，校长不得不答应梁启超。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可以说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中国传统的教育以及对人才的认识，就是不讲究职称、着作之类身外之物的，但他又确实是要给陈寅恪谋一个西方化的教授头衔。梁启超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对于东西方文化实质的同时把握，使得他高出了校长。这样一种东方传统的流露，在梁启超身上显得极为自然，并没有刻意的痕迹。

教育问题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在政治、民主、经济、国家利益等等很多问题上，梁启超都同时接近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而不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只是有限地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达到“专家”的本质，却不能像梁启超一样视野开阔与真知灼见并存。但是，梁启超的问题在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了解都很深入，却未能将其协调起来。因此，梁启超着作甚丰，一生写了1400多万字，却没有鲜明的主张。谁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至于如今，主张发扬五四精神，推行“德先生”“赛先生”的人，可以拿梁启超做旗帜。而被“五四”批判的儒家学说，在新儒家的目光下，梁启超同样也是新儒家的代表。造成这种奇观的原因，就在于梁启超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本质性的把握，却未能将其协调。

梁启超晚年因尿毒症到协和医院开刀，结果，美国人开的医院居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医疗事故。梁启超的坏肾没被切掉，另一只好的肾居然被切掉了。本来，梁启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协和医院兴师问罪，提出赔偿，但是，梁启超因担心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在病榻上用中药养病调理的时候，居然还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其他人也只好不了了之。手术8个月后，梁启超病逝。这件事情仿佛也是一个象征：他对中医和西医都有信赖，但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最终伤害了自己。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不幸没有发生，梁启超再有一段健康的生命时间，也许，他就能把自己的观念协调起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的“善变”是因为他在历史巨变时期，在复杂的政治领域，随时都能发现每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都有符合东方或西方文化本质的道理，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种主张的人，只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因此，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行为，都是应该被批判打倒的。梁启超则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凯身上也一样。因此，梁启超的“善变”不是因为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把每一种合理性都当成可能的终极价值，这也成为梁启超的遗憾。在巨变的时代，他没有能够把他所认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变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思想体系。按照梁启超的遗愿，他的墓碑上没有评价性、总结性的文字，也许就是他自己对这一点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