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叶的旧中国,人力车夫作为下层社会的一部分饱受歧视和压迫,甚至有大学教授说:“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但鲁迅就在这个时候写下了震撼心灵的《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底的这篇小说,让人们感受到了高尚人格的力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这篇小说或许有虚构的成分,而实际上,鲁迅和车夫之间,曾发生过不少寻常而感人。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强食,无理可讲,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915年5月2日,“车夫衣敝,与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此事在日记里述焉不详,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却有补忆:“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瞌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鲁迅言语间幽而默之,并无任何责怪之意。而且这种事情无独有偶,1912年8月7日,“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鲁迅对此也仅是轻描淡写而已。后来鲁迅之所以对“坠车落齿”旧事重提,其实是为有关他缺齿的传闻澄清事实,以回击谣言和中伤。
20世纪20年代末,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在国内发展,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以谋生的困境。于是北京数千车夫组织暴动,上街捣毁电车,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许多车夫惨遭杀戮。鲁迅在1929年11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愤慨地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
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柏油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车夫们嗓子焦渴,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鲁迅和内山完造商定,在内山书店的门前设一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等随时饮用。此事在鲁迅日记中亦有记载:1935年5月9日,“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写了鲁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个寒冷的黄昏,北风呼啸,周建人一家三口去鲁迅家串门。在离鲁迅家不远处,他们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呻吟。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进了脚底,鲜血淋漓,伤痛难忍,无法回家。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鲁迅家里,不一会儿,就同鲁迅一起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鲁迅还送给那个素不相识的车夫一些钱,嘱咐他在家多休养几天,并且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鲁迅与车夫的这些事,对鲁迅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下层民众朴素而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