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尽管它被打扮得温情脉脉，但仍难掩背后的血腥与残酷。
温柔版的“杯酒释兵权”
某日，北宋君臣在宫中宴饮，宋太祖赵匡胤太痛苦了，远不如你们当节度使快活。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就问，陛下何出此言？宋太祖回答，其实道理很简单，天下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你们虽然无意，但万一部下贪图富贵，重演黄袍加身，你们不当皇帝也不行了。
石守信等人听得此言，急忙跪倒，哭着向宋太祖求计。这时，宋太祖说了一段着名的话：“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第二天，石守信等要求辞职。“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者甚厚”——宋太祖欣然同意，给他们保留闲散官职，同时大加赏赐。
上述情节里，宋太祖以温和手法，解除开国功臣的禁军兵权，让他们安享晚年。君臣实现“双赢”，于是传为千古美谈。
疑点重重的史料
其实，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很可能并不存在。1982年，历史至此可得一确切解决”。
“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的史料基础并不坚固。在司马光之前，丁谓、王曾也说到过这个故事，但情节相对简单很多。丁谓仅说赵普和宋太祖在一次密谈中，提及要解除石守信、王审琦兵权，最终宋太祖“悟而从之”；王曾的记录更细致一些，他说，宋太祖在赵普的一再建议下，不得已趁石守信等入宫参加宴会的机会，下旨要他们回归地方，安享富贵。
学者徐规、方建新对比了以上三种说法，发现越晚出的版本，故事越详尽。而且，三个版本所记“杯酒释兵权”的时间不同；对石守信等人的处置也不同——王曾说“寻各归镇”（任实职节度使），司马光说“以散官就第”（保留名誉职务），大相径庭。
如前所述，在文人笔记中，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至少有三种版本。但在《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北宋官修正史中，“杯酒释兵权”之说全无踪迹。
如果真的存在“杯酒释兵权”，这么一件可以彰显宋太祖仁德、智慧的大事，官方史官怎么可能略而不记呢？
以常理论，任何统兵大将都不可能甘心主动交权。在“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中，无论宋太祖，还是石守信等宿将，都太过温情脉脉，很像是编出来的君臣和睦。事实上，即使是相信“杯酒释兵权”确有其事的学者，也认为故事里的情节温情得不真实：“‘杯酒释兵权只是太祖与禁军勋旧将领的一场桌面上的公开交锋，可以想见，其暗里必定经历了一番隐秘的政治博弈和角逐。正是由于内情的不为人知，才招致后人的怀疑。”
残酷版的“释兵权”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确曾有计划地解除武将兵权。
这个过程为时甚久，远比“杯酒释兵权”这种段子残酷复杂。下文是一个粗略的勾勒。
建隆元年（960）初，宋太祖免去原政敌李重进的禁军统帅职；当年七月，出任禁军都指挥使仅半年的张光翰、赵彦徽被免职，改易他人；建隆二年闰三月，慕容延钊、韩令坤被免去在禁军中的职务，其中殿前都点检一职不再授人。
到了建隆二年七月，张令铎、高怀德、王审琦等被罢军职，此后不再任命殿前副都点检，侍卫都虞侯一职则自此闲置了25年。
建隆三年九月，石守信主动辞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此职从此空缺。韩重赟、刘延让分别到乾德五年（967）和开宝六年（973），才被罢去禁军职务。
当时，宋朝刚刚建立，北有契丹虎视眈眈，南方各割据政权也尚未平定。宋太祖忌惮宿将，却也不可能将宿将们一下全部甩开，“释兵权”得如剥笋般一步步来。
作为开国功臣的石守信等人，也不会甘心轻易放弃手中掌握的兵权。他们最终选择“保富贵”而从军队退出，这与宋太祖施加的种种高压有直接关系。
建隆元年，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以恢复后周为名起兵反宋，被赵匡胤镇压后兵败自焚。建隆二年八月，赵匡胤灭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开宝二年（969），高级将领杜延进被灭族。
宋太祖还常常因为自己的疑心病，而对武将动辄示之以“威”。
禁军将领张琼曾在战场上救过宋太祖的命，后来得罪宠臣史珪、石汉卿，被他们诬陷“畜部曲百余人，恣作威福”。“畜部曲”之说勾起了宋太祖的疑心病，他大怒之下将张琼赐死；事后发现，张琼“家无余财，止有仆三人”。
宿将韩重赟，也曾被人告发，说他“私取亲兵为腹心”，即暗中培植亲信。这条罪状犯了宋太祖的大忌，他对韩重赟一度“欲诛之”。多亏赵普求情，韩才保住一命。
在宋太祖手下为将，敢于对抗或者稍露对抗之意，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即便没有反意，也免不了被猜忌的命运。对那些在治军方面有着美誉，能得士兵之心的将领，宋太祖的猜忌尤其强烈。相反，若手下将领与士兵关系恶劣、治军名声不佳，宋太祖往往更为安心。
简言之，宋太祖解除宿将们的禁军兵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其间不乏残酷与血腥。所谓“杯酒释兵权”之说，疑点重重，很可能始于民间谣传，后经司马光、李焘等人加工，才被后世长期 视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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