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们

自从熙宁四年（1071 年）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光辉。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了司马光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有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第二，有皇帝的支持。宋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

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书局所有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以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

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在宋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 年）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佑八年（1063 年）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群龙无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当时，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和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有实权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