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二的那年暑假,我急匆匆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到家,来不及放下行李就大声地喊道:“娘,我回来啦!”娘从里屋出来,帮我接过行李,我问:“哥呢?”娘没有回答,只是扭过头去,拽起衣襟子擦了擦眼睛。
我往哥住的北房瞄了瞄,房内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空竹笆床,上面胡乱地放几件家什。我不禁再问:“哥哪去了?”“走了,倒插门去了。”娘似乎有点不情愿地说,“把一只水桶也拿去了。”娘不停地唠叨着,我才知道哥和村东头李寡妇结了婚。按理说该高兴才是,可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哥早该成家了,可那会儿家里实在太穷,连娶亲的床都没有。家里三间草房是土改时分的富农家厢房,间头不大却显得空落,除了堂屋有一长条几供奉祖宗牌位,中间有一张木方桌子,由两把高低不等的旧椅子和两条长板凳围着,再没了值钱的东西。父亲病故后,我和娘住在南房,一张三条腿的旧板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褥,一个破橱子也缺了一条腿,用砖块垒着。小时候我好奇地问:“大床大橱怎么都少一条腿?”娘苦笑着说:“都是一个亲妈生的。”哥住北房,没床,就睡在土坯支的竹笆上,房内放着的一口大缸是全家的粮仓,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空着。
娘跟我嘀咕的水桶,原是两只,和锹锄犁耙放在一起,一古脑儿占了半边屋子,长年给哥做伴儿。我那时在外读中学,平日住校,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帮做农活。娘是小脚,主要靠我哥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管全家三张嘴吃饭,还要供我交学杂费,真够难为他了。那时连饭都吃不饱,我哥就别想找对象了,真有哪家大姑娘看上他,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
哥不识字,矮墩墩的个头,极本分老实,眼瞅着跨过三十岁门槛,我娘心里忒焦急。哥白天出工埋头干活,可晚上收工回到家,身子就懒散地靠着桌子发怔。娘曾悄悄对我说:“你看,出门欢喜进门愁,咋办哪?”但凡别人谈起找媳妇,我哥就说:“癞子头上的毛,它不长我也不想。”
这年春上,村东头新搬来一家三口,一个四十上下的妇女带着两个半大小子。听说她男人得了胃病久治不愈,喝了农药没救过来,孤儿寡母就来投奔远房亲戚,在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栖身,成了俺村的新成员。女人姓李,黑皮肤,深眼窝,门牙里勾外连,长相算不上好看。她新来乍到,要啥没啥,大伙儿便从牙缝里省一点,东家一把粮、西家一捆草地接济娘仨,我哥也是热心人之一,一门心思想帮她。苦出身的李嫂能干活,吃得苦,慢慢在村上立住了脚。进入三伏天,玉米快扬花了,大伙在大田锄了最后一遍草,休息时却不见了李嫂和我哥。好事的人顺脚印找到玉米窠的深处,发现他俩头挨着头,正窃窃私语呢。
哥和拖油瓶的李寡妇好上的消息很快传进了娘的耳朵,娘却不乐意了:好上一个大几岁的寡妇,还拖着两个儿子,这苦日子要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两个穷家合在一起,原来就巴掌大的三间草屋,怎能再添三个人来?娘是穷怕了,她担心我哥会掉进穷坑里,还不如打光棍呢。娘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我哥思来想去,终于心一横,对娘吼了一声:“我走了!”随即卷起铺盖,挑着两只水桶出了门,还未走几步又停下来,丢下一只水桶给娘,让娘拎水吃。
哥赌气走了,家也就散了。那时我还在学校,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儿。娘难过好长一段时间,下狠心不和我哥来往。已经远嫁的姐赶回来劝娘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结婚我们没啥帮衬的,拿走一只水桶也是不得已啊。”
回学校前,我瞒着娘找到哥的新家,哥哭我也哭,李嫂在一旁跟着流泪。哥说:“我出了家门苦了俺娘。”见我盯着屋角的水桶,哥又说:“俺只拿了一只水桶,因为俺要浇地,要挑水吃,没桶哪成。”李嫂插话说:“等日子好过些,这只水桶一准还给娘。”我临走时,哥再三叮嘱我:“兄弟,一棵枣树就指望你一个红,再穷也要把书念下去呀。”
打那以后不论遇到多大困难,我都没有埋怨过哥,我晓得哥活得不容易。哥也没有忘记我,就在那次我返校时,哥蹲在路边等候我,硬把几个熟鸡蛋塞进我的口袋,并带歉意地对我说:“就几个鸡蛋,是你嫂子煮的,留在路上吃吧。”
我哥离家后去村外土井挑水,为保持担子平衡,担子一头挂只水桶,另一头挂只瓦盆,水挑回来后总要送一桶给娘用。过了不久,娘把家里那只水桶也给了他。后来娘随我进了城,就把凑合能用的破旧家什全都给了哥嫂。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哥嫂婚后恩恩爱爱,脚赶脚又生了两个女儿。改革开放以后,哥嫂家的日子开始过红火了,我哥知道我好这一口,年年都挑着土鸡呀咸鹅呀,大包小包的辗转送到我家来。有天凌晨我被楼下的呼唤声惊醒,急忙下楼才知道哥嫂都来了。年过半百的李嫂见到娘就哽咽着说:“想娘了!”把娘高兴得直抹眼泪。闲谈中,我问哥:“那副水桶还在不在?”娘嗔怪说:“亏你想得起来,如今谁还去土井担水吃呀?”哥也笑了:“自来水早就接到家里了。”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哥的婚事连着水桶的故事,已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