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纱巾

桂花从红木箱里慢慢拿出红色长方形木盒，端详了半天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条红纱巾。

红纱巾是老郑送给桂花的。那时候，红纱巾挺贵，经常作为年轻人订婚的信物。这还是老郑在市里转了半天才买到的，这样的纱巾县城不好买。这条红纱巾代表老郑的一颗心。可桂花一直没有戴。正因为是老郑送的，桂花打心里不愿戴。

早些年，桂花家里成分高，老郑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又红又专”。桂花是正儿八经师范毕业的中专生，看不上老郑。老郑本来长得就黑，再加上常年在地下与煤打交道，额头上的几道皱纹里常年嵌着碳灰似的，永远洗不掉。白白胖胖的桂花跟老郑站在一块，看上去不般配。那个年代，桂花在外面矮人半截，能找上一个吃商品粮的长期工算是烧了高香。桂花性格倔强，不服输，但又没办法。

年轻的时候，老郑每个月从矿上回来一次，每月四天假集中歇。三四百里地回来一趟不容易，为的是见见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好好跟桂花团聚团聚。

回来以后，最让老郑头疼的是洗澡。那时候，乡下的条件不比城里，没有洗澡堂，只好关上门，烧开了水，在洗衣服的大盆里将就着洗一洗。

桂花说：“把你地下的‘污垢好好洗一洗，别把阴气附了俺的身子。”有时，老郑不耐烦就犟两句：“俺在矿上每天都洗澡，临来的时候，俺又洗了一遍，不洗了。”

桂花说：“好，你赌气不是？赌气自己就在长椅上睡，没人管你。”这样一来，不想睡长椅，就得乖乖听话，“哼，还有你赌气的份儿？”时间久了，老郑回来了也就不洗，在长椅上睡几宿走人。

到后来，老郑慢慢上了岁数，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半年才回来一次。再后来，老郑能不回来就不回来了，甚至连春节都以挣加班费为由不回来了。

桂花心想：你不回来拉倒，那些年孩子小，俺一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最难的时候你都没管。如今孩子都上了学，更用不着你，省得回来怄气。

光阴似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按照矿上的规定，老郑五十岁就办了退休手续，总算一家团圆。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出嫁，隔三岔五回来看看。剩下的时间就是老郑和桂花的“二人世界”了，但多年的疏远带来的却是默默无语。

桂花还有几年才退休，老郑回来后闲着无事，桂花工作的学校正缺个门卫，老郑又上了岗。为了方便，桂花的办公室兼住处搬到了收发室，收发室挺大，算是照顾一下“双职工”。那时候，乡下的教师大都住校，每人分一间平房，办公吃住的地方都有了。

总务处主任刘德有事没事常过来坐坐，嘘寒问暖。桂花对老郑说：“老郑啊，这些年你不在家，多亏了刘主任的照顾。”这句话，在老郑的耳朵里都起了茧子。

桂花每天早晨与刘德，有时还有管工老秦，照常外出遛弯。十几年了，雷打不动。

现在每天早晨老郑也做着雷打不动的动作：早早起床，打开大门，将走读的学生放进来，然后捅开炉子坐上锅准备做饭。接着，一件件从沙发上拿衣服递给桂花。等桂花穿戴整齐，走出大门，他便站在那里目送桂花，直到桂花在岔道口与刘德、老秦他们会合，才折回身来。

每到春天，老郑都拿出那条红纱巾让桂花戴，可桂花一撇嘴说：“都什么年代了，早过时了，谁戴这个？”如此几次，老郑就把纱巾压在箱子底。

又过了几年，桂花也退了。两人带着红木箱和箱底的红纱巾搬进镇上的平房，之后，又从平房搬进了单元楼。这一年，老郑和桂花都已年过古稀。

……

这天是老郑“走”的第二天。桂花独自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与老郑的这些年。

老郑在新居住了半年就病倒了，肺癌晚期。老郑临死，一句话也没说，他两眼木然，左手拉住桂花的手，右手指了指那红木箱。

桂花双手抖开红纱巾，对着镜子给自己披戴上，看着镜子里俨然出现一个新媳妇，两眼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