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初夏,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获悉上海出现不少“赤色书”,就命令侦缉队严查,但忙了多时毫无结果,他气得拍桌子、摔杯子。原来,他企图追踪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因接连碰壁而恼羞成怒。该社曾是隐藏在石库门里的一个秘密,其中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一、
中共一大后,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急需创办一个红色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编辑《新青年》月刊,对出版工作比较熟悉,他根据党的工作要求,毅然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
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是李达寓所。辅德里分布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四排五十余幢石库门房屋,均为青砖清水外墙,鱼鳞状的黛瓦,石料制成的门框,乌黑厚实的木门。石库门房屋有前后门,弄堂有多个进出口,是普通市民聚居地,非常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这天中午,王会悟炒了两盘蔬菜,和丈夫李达一起用餐,见他似有心事,就问:“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李达想了想,对妻子说:“人民出版社是党的重要机构,可一时还找不到理想的场所,我拟把它设于家中,你看如何?”
王会悟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积极配合丈夫的革命工作,还曾参与筹备中共一大。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完全赞成。这里门户都相类,即使哪天有密探尾随至弄口,也根本看不清被跟踪者到底进了哪个门。”
接着,夫妻俩通过可靠的朋友帮忙,很快悄然以低价采购到了一批必备的出版用物资。在雇黄包车将东西往辅德里运送时,王会悟对丈夫说:“你随黄包车走,我隔一段距离跟着。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我来打岔,设法阻拦一下。”
李达觉得妻子想得挺周到,就挤坐于黄包车,让车夫出发。?
在路上,王会悟一直警惕地注视四周,慢慢行走。
由于伪装得好,黄包车上的东西未遭四处游荡的密探怀疑,顺利抵达辅德里625号。两人鉴于家里只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并不宽敞,遂将底层楼梯间和灶间也加以利用。
1921年9月1日,在沪印行的《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这宣告了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通常称为“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使用“出版社”名称这是头一回。在客厅内,王会悟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月刊,一边看一边对李达笑道:“‘人民出版社是个崭新的名称,人们会产生兴趣!”
李达说:“名称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出版物的质量。仲甫(陈独秀)将返沪,我们会认真商议。”
二、
很快,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专心主持党的工作。他下火车后,拎着一只旧皮箱出站,叫了黄包车径直前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陈独秀于1920年春入住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红漆窗檐很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那时,他把楼上厢房作为卧室,也是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同年底,他应邀赴粤担任教育心情不禁有些激动,稍休息一下,就决定尽快举行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
翌日下午,李达、张国焘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先简单谈了自己的工作设想,再听中共中央局两位成员报告工作情况。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在详细介绍人民出版社的筹备进程后,坚定地表示:“虽缺资金和人力,但一定要克服困难,让这个出版机构运转起来!”
“我相信,人民出版社一定能办好。”陈独秀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在马克思主义着作翻译方面,我将请党内有外语水平的同志全力支持。”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是在中共中央局成员会议讨论过的。
李达经听取党内同志意见,迅速拟定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准备逐步推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别的读物九种。
三、
不久,陈独秀走进梧桐树枝叶掩映的辅德里弄口。他站在李达寓所门前,打量着石库门两边壁柱顶端点缀的西式砖雕,以及门额上清晰的“腾蛟起凤”四字,若有所思。当他轻扣金属门环,立即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王会悟开门后,微笑着说:“仲甫先生来啦,快请进。”她又探视一下弄堂,确定无异常动静,才转身回进去。
在客厅内,陈独秀看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感到很满意:“这已超出中央局通告的要求!短时间内,就拟定’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