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落

[ 现代故事 ]

我在运河边上站了一百多年。百年老梨树一到春天就变成了香气四溢的少年,花儿朵朵开放,又点点飘落,如雪般纷飞,很是美丽。花瓣落到地上,也落到旁边红砖房的屋顶和院子里,砖房里面住着个倔老头。

小轿车常停在红砖房的门前,我用花瓣给小轿车镀上一层彩绘。细细倾听砖房里讨论的县里发生的大事情。那些大事情和我一样,花开之后就会长出香甜的梨子。小轿车不来的日子,倔老头拄着拐棍在庄子里溜达,庄上修路架桥,他指挥若定,颇有大将之风。

偶尔清闲,倔老头就搬个板凳坐在树下,身披落英,对着我后身的那座破庙叹气。那座庙藏着倔老头的一桩心事,我能读懂倔老头心里的苦。

倔老头叫大栓,二十出头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小村庄,将几个月大的儿子小栓留给了老母亲,将媳妇梨花孤零零的坟留给了我。

天安门城楼上有声音传出来说,新中国成立了。庄上的人们欢呼着走出院门。很久没回家的大栓回来了,领着长高了的小栓,来到梨花的坟前。父子一起磕头,一起把花瓣扫起来,铺在梨花的坟头上。

“梨花,我对不住你,我没能捉住杀你的佐藤。”

坟里的梨花寂寂无声,谁也猜不透她的心思。只有坟头上的梨花瓣被风带起来,飞舞旋转。

擦干了眼泪,大栓忙碌起来。百废待兴的大平原,大栓戴着草帽,风里雨里,一点不像干部模样,说他是个老农民更合适。县里的干部,庄上的大娘,都来给大栓说媳妇,大栓一概不应。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大栓都会腾出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在梨花的坟前静静地坐着。

运河边的庄稼稀稀疏疏,地贫苗稀,大栓领着全县的百姓改良土地,改良庄稼品种。人们开始吃得饱了。个人联产承包,人们的干劲足了,腰包鼓了,笑脸多了。大栓建起一个又一个工厂,盖起一座又一座新学校,修了一条又一条新马路。

大栓老了。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庄上的人开始叫他老栓。

老栓在我身边盖了红砖瓦房,守着我,守着梨花。

儿子小栓经常开着小汽车回来看望老栓。小栓每次回来,红砖瓦房里就充满笑声。这一天,当笑声停歇,夜色垂挂的时候,老栓的拐棍从门口飞到了院子里,砸在地砖上,发出一声脆响。我忙看向院里,老栓正指着小栓的鼻子大骂:“忘本的东西!”

孙子小小栓似乎想争辩什么,被父亲小栓一把拽到身后去了。老栓继续骂:“中国的大学不够读的?日本和咱们有国仇家恨,想去日本留学就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踏过去。”

第二天小栓和小小栓齐齐跪在梨花的坟前,老栓拄着拐气呼呼地站着。小栓磕几个头,对着坟头说:“娘,您大孙子考上清华大学了,中国人就上咱中国的大学。”花瓣飘飘洒洒,落在梨花的坟头上,也落在老栓转怒为喜的脸上。

儿子和孙子走了,老栓坐在我的树荫下,呆愣愣地望着破庙,望着望着就哭了。干涩的哭声爬过我苍老的树干,又点点滴滴洒落。我想老栓一定是想起了梨花在破庙前被日本人打死的样子,梨花至死不说自己男人的下落,那个叫佐藤的鬼子一枪打死了梨花。红的血,白的花,分外鲜明。

县上的干部来了,说要重修破庙,和大运河一起开发成旅游资源。老栓问:“修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

县长说:“目前有两种方案,一是自筹,二是接受外国友人的捐款。”

老栓瞪起双眼:“谁要给咱捐款?”

年轻的县长回答:“是个日本老兵,说是曾经受过这庙的恩惠,捡回一条命。”

“日本老兵叫什么?”

“佐藤。”

老栓的眼睛眯缝起来,像狙击手在瞄准。那年的夜里,老栓还是大栓,大栓带着一队战士,一路追着几个日本兵来到这座破庙,干掉了五个,剩下一个叫做佐藤的日本兵怎么也找不到人。与大部队汇合的时间已经到了,大栓只好带队走了。佐藤成了梗在大栓心头的一根刺。

“你打算接受这笔捐款吗?”

“我打算自筹。日本人侵华的罪行,咱不能忘。”

老栓微微颤抖起来,像是笑得不能自已,又像是哭得不能控制,连着说了三声“好”,然后颓然倒地。

老栓走了,我知道他每年都回来看我,每年春天点点飘落的花瓣里,就有他。

点评:

小说是一个抗日战争的老题材,其出新点是:以梨花作为视角,从侧面反映了这场侵略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危害。最终,没有写对战犯捐助的接受,一方面表现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令我们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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