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一号机密”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驻上海，留下大量珍贵档案资料，这被称为“一号机密”。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党的地下工作者不畏艰险，在申城与敌人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掩护

1931年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申城下起了大雪。一直很热闹的天蟾舞台，也冷清了许多。在门口卖糖炒栗子的老头，身体微微发抖，把长满皱纹的脸凑近冒热气的炒锅；卖烘山芋的中年男子，冻得连连跺脚，将粗糙的双手放到炉上取暖。

此刻，一辆黄包车从上海西藏路（今西藏中路）拐入四马路（今福州路），又弯进云南路（今云南中路），在天蟾舞台东侧停下。一位气度不凡的男士跨下车，付掉车费，用炯炯有神的双眼警惕地打量了四周，才步入门牌为云南路447号的私立生黎医院。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为了不引人注目，化装成商人模样。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设于私立生黎医院楼上，有三大间房子，挂着“福兴布庄”牌子，它们与天蟾舞台建筑融为一体。这个处于闹市中心而又方便进出的场所，是两年前邓颖超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安排同志寻找的，由中共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以纱布商号老板身份与妻子朱端绶一起驻守。周恩来上了二楼，按约定暗号敲门。朱端绶开了门，高兴地说：“喔，‘大客户来了，快请进！”

周恩来由于在上海实际主持着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所以常来中央政治局机关与相关同志商量工作，或会晤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他刚坐定，朱端绶端上一杯热茶：“恩来同志，’熊老板出去办事还没回来。秋白同志估计快到了。”

很快，瞿秋白来了。这位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秀才”，拍了拍衣服上的雪，又拿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笑道：“恩来同志，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和敌人眼皮底下，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办公！”

周恩来点头：“有天蟾舞台和私立生黎医院作为掩护，机关比较安全。”

“恩来同志，交通员送来的信，我认真看了。您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保存文件的意见，我完全赞同。中央各机关历年积累的文件，确实必须尽快妥善处理。”瞿秋白从帽子的夹层中取出几张纸，“您让我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我已带来了。”

周恩来接过《文件处置办法》草稿，仔细看了几遍，这个条例除了将文件分成四大类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还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明确规定，并在最后的“总注”中写道：“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他感到比较满意：“嗯，考虑得很周到。我将在征求相关同志的意见后，由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特科尽快筹建专门的保管机构。”随即，他作出了重要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不久，在上海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的一幢独门小楼，建起了专门保管党的档案资料的中共中央文库，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参与工作。这个秘密机关“家庭化”，隐身于普通民居中间，到处活动的租界密探丝毫未察觉。

意外

1932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为人、韩慧英接受党组织指派，继续留在申城管理中共中央文库。周恩来托一位党的地下交通员带来口信：“必须运用革命智慧，全力保护中共中央文库。无论如何，‘一号机密绝不能落入敌手。”夫妇俩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一定完成任务！”

陈为人为了确保“一号机密”安全，把中共中央文库移到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家中，并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这是两层的街面房屋，门前的梧桐树的茂密枝叶几乎遮住了楼上的窗户。

在白天，陈为人、韩慧英轮流在楼下客厅里谈生意，做出一副商人的样子。到了夜间，两人就走进楼上的密室，关紧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文件。出于方便管理和转移的考虑，陈为人把密写于各种书刊上的信函记录下来，把原来印于厚纸的文件抄写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剪掉它们四边的空白，以压缩储存空间和减轻资料重量。经过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文库的大批档案资料都进行了合理分类和重新装箱。

按照党内的规定，陈为人平时深居简出，不与别的同志进行横向联系，以免被租界密探或国民党特务盯上。然而，这天还是发生了意外情况，两个不三不四的人突然闯进了湘绣店。

其中一个是“独眼龙”，右眼装着假珠子。他刚站定，就倒背着双手用上海方言问：“啥人是老板啊？”

韩慧英不慌不忙说：“两位有什么事吗？我马上叫老板出来。”

陈为人走出来稍作打量，断定眼前的是租界密探，赔着笑脸说：“两位有何贵干，敬请吩咐。”

此刻，“独眼龙”在不经意间瞥见墙上那件用衣架挂着的绣花丝绸旗袍，不禁盯着看，顾不上回话。

陈为人已猜出“独眼龙”的心思：“这位先生，如果喜欢绣花丝绸旗袍，小店可给优惠价。”

跟随的瘦子为了拍上司马屁，用上海方言对“独眼龙”说：“探长，记得今朝是会乐里’小桃红的生日。侬夜里要过去，总要带点像样的礼物。就选迭件绣花丝绸旗袍，伊肯定喜欢得勿得了！”

“独眼龙”心想：会乐里是上海滩出名的高档妓院，在那里做“头牌”的“小桃红”，他垂涎已久，一直勾搭不上；直到最近，她的哥哥因在‘大世界附近贩毒品被抓进巡捕房，他瞅准机会尽力帮忙开脱，讨好了她，才得以一亲芳泽。他眼珠一转，自言自语：“做工迭能地道的绣花丝绸旗袍，起码要卖50块大洋；即使优惠给半价，也要付25块大洋，但自家头寸实在紧呀！”

瘦子凑近陈为人，亮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派司”：“阿拉探长在地面上拿货，从来不花铜钿。侬要识相点哦！”

陈为人想探个底，故意装作为难的样子说：“绣花丝绸旗袍成本很高，小店利薄赔不起本啊！”

“嘿嘿，老实告诉侬，有’眼线来报告，讲侬迭个突然冒出来的湘绣店，有点可疑。现在，跑过来一看，觉得你顶多是个刚出道的小商人，应该呒啥花头。”“独眼龙”威胁道，“勿过，闲话又讲回来，阿拉假使要硬捉扳头，侬总归麻烦！”

陈为人已摸清情况，便客气地说：“既然是巡捕房的探长，就交个朋友，绣花丝绸旗袍就奉送了！”

“独眼龙”顿时满脸堆笑：“做得真上路，阿拉以后一定会关照侬！”说着，他从韩慧英手里接过漂亮礼盒。瘦子也不肯吃亏，迅速从玻璃柜里拿了两根绣花丝巾。

两个密探得意地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陈为人对妻子说：“这是给我们敲了警钟啊。”

韩慧英叹了口气：“总算过去了。”

“不，我们还是要准备搬家。”

“搬一次家很复杂。既已化险为夷，为什么仍要转移呢？”

“既然被怀疑，就随时可能发生问题。中共中央文库不容有任何闪失，必须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鉴于环境险恶，陈为人还与韩慧英约定，如果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让敌人得到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