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破产,军备废弛。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占夺等方式转变为大土地所有者,如权臣伯颜一次所受赐田即达顷之多。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官府则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倍。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封建负担下日益丧失土地,破产流亡。而中原连年灾荒,更使得百姓无计为生。元政府还推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妄图以此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姓汉人,这些倒行逆施,更激起统治危机,终于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红巾军起义。
这次起义的导火索是修治黄河事件。当时,黄河屡屡泛滥,给沿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等地的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些灾民中普遍流行着一个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年),元朝政府征发对梁、大名等路农民万人修治黄河,并派兵万沿河镇压。监督修河的官吏贪污作弊,任意克扣民工“食钱”,致使民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便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
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赶忙下令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改变一切歧视汉人的政策,利用仇视红巾军的汉族地主势力来镇压红巾军。他们还采用赏爵利诱的办法,赐给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和官号,使之与红巾军为敌,替元朝统治者卖力。反动势力的联合战线逐渐强大起来,与此同时,南方红巾军内部又因矛盾而互相仇杀,势力大大削弱,在此情况下,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主力逐渐开始处于不利的形势。
随着敌人的势力的逐渐强大,红巾军日益陷入元军包围之中,至正十九年(公元年),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突围出走,后被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围攻,刘福通壮烈牺牲,中原地区的红巾军政权结束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至此也接近尾声。
正是在红巾军起义的辉煌战果的基础上,朱元璋的南方起义军才能够异军突起,迅速灭亡元朝政权,建立起新的汉族统一政权——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