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的道德风险与孔子的礼教运动

诗经时代的男女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运动；到了孔子删诗，非礼之事，已有道德风险、风化罪名。于是郑卫之音，遂成为非礼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悦，私自结合，在诗经时代，尚是青春难禁的本能，圣人尚可以歌颂之“无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便需要以礼相防相守相持。演而变之到宋时道学发达，男女之事变成罪大恶极，成了推动社会垮塌的动力之一。

　　《论语》云郑声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乐的漫无约束，也指其诗歌内容远离礼教风化的主题思想。不过从今天通行的诗经文本中，已经看不到什么诲淫劝奔的痕迹。即使有《竹竿》、《芄兰》、《溱洧》这样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还青春活泼，爱娇俏皮，以今人眼光来看，只见灵动有趣，看不到什么坏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尽兴也好，《女曰鸡鸣》的留恋床笫也好，都还是人之常情，虽属非礼，并不荒淫。但是当我们还原诗经时代和孔子时代的道德来看，可能就会比较同意古人的意见；同时我们会暗暗庆幸时代的改变。

　　郑卫靡靡之音，摇荡心性，总归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评语，徒令今古读者心痒难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恋慕冲动，成之以礼也好，淫奔无耻也罢，虽有道德的风险，终归是生命本身的悸动，总是发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爱悦，男男之间的狎玩，或者女子之间的情好，总归是人类自身感情的强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存在，虽经不起正视敲打，却也难以漠视忽视，更无法背过脸去假装不存在。

　　郑声的不雅名声，便是它自始至终，只知道歌唱“情欲”这一件事，似乎人们的心灵里，只有爱情，只有热烈的情欲，才可以当得起生命的见证。这种尊重本能的坚持态度，不仅不能说下流淫邪，恐怕还要尊称为“神圣”人性。无怪乎圣人删诗，郑声以及其他的“淫诗”也得以保留下来，且有篇，较各风部多许多。人类自始至终，都热爱这些情诗艳歌，虽有“色情”、“诲淫”的抨击而不绝。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转化吧？要不然，这些可爱的诗歌，早已被道学家的剪刀阉割不见了。今日得见，不亦幸乎？

　　孔子删诗与礼教运动

　　《诗经》时代，是一个道德发育成熟的时代，也就是说，是一个文明正在被建设起来的时代。既没有统一的文化，也没有统一的道德，

　　曾经是自由或者说具有极度自由的男女性的结合，正在经历礼教化的改造。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结构最为关键的改造，而这改造乃源于一种创造，即对一种稳定的婚姻形式的创造发明。这个被创造发明出来婚姻形式，便是家庭婚姻制；男婚女嫁、男娶女嫁；“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男子娶亲，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和男子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女子与子女和财产均属于丈夫所有。这就是《蝃蝀》篇中“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所怨言的一个普世制度。

　　并非仅仅周公如此制礼。周公之礼在中外都有相似的形态，只有少数族裔还有走婚等女系氏族的传统。今日人们已经无法清楚为何中西古人会选择“男娶女嫁”这样一种婚姻模式，并同时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社会模型普遍施行。随着这种婚姻模式而来的是成型而稳定的家庭，以及随之稳定下来的社会形态，以及随着家庭社会成型而逐渐围绕统一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机制。很明显，古人和今人都从其中受益良多，所以奠定这个“以礼相待”的婚姻模式的先王后妃，永远被人称颂；《关雎》因为对婚姻礼教的推崇而位居《诗经》第一篇，其来有自矣。

　　只可惜，道学随礼教而兴盛，女子渐渐因为被控制而失去力量，于是女子的地位就越来越下坠了。我们看《诗经》、《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章之内，女性的话份还是很强大，还有很充分的话事权，那时男子去古未远，尚未完全忘恩负义。及至后世陋儒，如南宋朱明，女人那就完全下了地狱或者根本就等于地狱，需要尽诛之而后快；惟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保留的一个低等物种了。

　　风化与礼教杀人之演进

　　孔夫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今人又会诧异：都满篇性生活满篇性关系了，怎么会思无邪呢？须知孔夫子看到的《诗经》，跟我们看到的，并不相同。孔子看到的，大概犹如《金瓶梅》之原本小说，精华糟粕芜杂其间，奔放自由的民间感情和婚姻关系，有合于礼的《关雎》，又有更多不合于礼的情诗，如《狡童》，《野有蔓草》，等等。孔子行删削改定之后，令其符合“礼之需要”，达到“成之以礼得幸福、成之非礼得不幸”的教化标准，如此则无邪矣。

　　周公制礼，从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来说，当然有其好意。礼教被讴歌而推广，却不能立即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此周公之礼，就是男女婚姻问题的规范化，所谓“风化”。风乃性交之意，风化便是建立男女性关系的礼教而教化天下。但是从《诗经》时代，到孔子删诗的时代，对合礼的要求和后世尤其是宋儒之后的礼，已有极大的变化。

　　周公制礼的时代，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其实还是自由的。男女长成，互相悦慕，而有“风”事，乃人情之必然。周公制礼，不过是令其互相悦慕野合之男女，能够“以男娶女嫁”的形式成之以礼，并且能够有始终的婚姻家庭关系。《诗经·国风》中描述了大量的婚前甚至是婚外、非婚性关系，同时也尽力描述了不合于礼、没有婚姻保障的两性结合，会带来的痛苦悲剧。既尽力地描摹了两情相悦的欣喜与幸福，也同情那被遗弃的男子，以及不幸被弃的女子。在那个时候，人们可以自由结合，当然也可以自由离去，性关系不一定要有家庭和婚姻。

　　但是周公制礼便是要以这个性关系为核心，建立起稳定的家庭婚姻制度来。所以在《关雎》中，关雎固然是水鸟的思春发情，两性结合；纯属“发之于情”而君子淑女自然有异于禽兽者，终须“成之以礼”。其实这君子淑女在生活中是能够互相认识的，甚至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有过性接触；而“礼成”，是教化的必须手段和目标。同时，《诗经·国风》除了《关雎》这种歌颂“成之以礼”的爱情之外，还有大量的纯粹的爱情诗，仅仅描绘男女发之以情的爱慕，男子之间的互爱，女子追求美男的痴情。孔子未曾删去，实因为不管是成之以礼还是成之非礼的性关系，其中种种感情，对于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的，是常常发生而必须珍惜的生命感受。

　　孔子删诗，按“成之以礼”和“成之非礼”两条线索来编订归纳，并包涵各种非礼关系带来的不幸与痛苦，遂使《诗经·国风》从普遍的性关系指南，跃升至礼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礼”的幸福满足，来反衬与“成之非礼”的不幸痛楚，达到风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审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诗教。如此，孔子删诗，方得思无邪之三白篇。

　　孔子的时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虽然礼教和耻感的尊严，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道德的诫条，风化的教材，尚不足以做杀人的利器。婚前性关系和婚外性关系，虽不被鼓励，但是作为“人情之常”，仍旧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后世，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男女，仍具有此种自由。从古往今来的传奇小说志异故事中，还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礼之情存在的影子。只是在某个阶层，如中等贵族，可以实行对女子的隔绝，遂可以要求和实现绝对的“男女大防”。而社会高低两端男女的性关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贵族，及下层民间，男女间因为不能隔离而有活泼生动的性的情态。

　　对《诗经》中自由精神的损害，首在于宋儒；后世的道学，更是添砖加瓦使之蒙尘不绝。至于冬烘陋儒，见《国风》而崩溃，斥之为“淫奔无耻”。这并非仅是道学的痰气，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合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锢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之中，名教与礼教的悬鹄，就只能是无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伦道德了。及至《红楼梦》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觉到柳湘莲认自己为“淫奔无耻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时候，礼教便真是可以杀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