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上临睡前才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二伯父快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大惊，细问之下才知二伯父的胃癌复发了，几年前二伯父曾做过手术，当时发现得早，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以为也就没事了，没想到几年以后突然复发并迅速扩散。

　　我第二天便匆忙请假赶往老家的175医院，二伯父正在那里做最后的治疗，以期能多挽留他几天。我到的时候，二伯父尚还能自己活动，可已神志不清，认不出人了。由于肺部受到严重感染，二伯父的呼吸非常粗重，用“气喘如牛”形容并不为过，而且每次咳嗽都会咳出大量又浓又臭的痰液，还痰星四溅，连护理的护士都唯恐避之不及。

　　可是父亲并没回避，二伯父咳声一起，父亲总会第一时间把痰盂放在他面前，一手托着，一手拿纸给他擦口。后来母亲私下底跟我抱怨说：连你堂哥都没这么孝顺，你爸他当小弟的干吗那么尽心。我能理解母亲的抱怨，兄弟与父子之间，自然是当儿子的该尽孝在先。然而，我亦理解父亲，他是一个传统伦理观念极强的人，长兄如父一直是他遵奉的人生信条。

　　二伯父在我去的当天晚上突然进入病危状态。按老家的风俗，客死他乡意味着不得好死，一定是上辈子做孽，受到老天的惩罚。情急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连夜雇车回家，堂哥很快从街上叫来一辆面的，办完一切出院手续，大家手忙脚乱地护送着二伯父回家了。

　　回到老家，从公路进家门，要经过六七级用乱石堆砌的台阶，堂哥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把尚存一口气的二伯父背着进家门，便蹲下身要让家人把他父亲扶到他背上，可是父亲把他拦住了：“你一个小孩子家，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我来。”说着不容分说弯下腰让其他人把二伯父扶到他的背上。父亲弓着身子，不敢直立起来，两手紧紧托着二伯父的双腿。有一点要说的是，二伯父的身材相当高大，虽已病入膏盲，但仍有一百多斤的体重，几和父亲相当。父亲慢慢地挪着脚步，走到台阶时，只见父亲停了下来，深呼了一口气，然后右脚先缓缓地伸下台阶，待右脚站稳了，他示意其他人扶着他，然后他又缓缓把左脚伸下来，站定以后，父亲又深呼了一口气，再伸右脚开始走第二级台阶，如此反复，在平常只需三、五秒钟便可走完的六七级台阶，父亲背着二伯父用了差不多三分钟。把二伯父背进房间，父亲已是满头大汗，双手按着腰部慢慢才直起身来。

　　我不知该怎么去形容看到父亲做一切时的心情，沉重、悲伤、揪心，是，这些我都感受到了，这是人之常理。当一个前次见面还红润鲜活的生命，此刻却已奄奄一息，就算我们之间没有血肉相连的亲情，即使我们曾为仇敌，此刻我也会为之动容。

　　此次回来，除了探视二伯父，父亲还让我给他带回五千块，他要还债用的。父亲在电话里极其不忍地向我提及此事。我听得出，父亲一定是因为无计可施了，否则他不会轻易向我开口。父亲的欠债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创业冲动中，在已跨知天命之年，他突然说要和乡里几个人合伙办糖果加工厂，看他的样子，颇有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味道。我当时正在厦门做去北京的准备，对父亲的决定没表示异议。现在想来，当时我没阻止他是很大的失误，父亲为人，老实且胆小，这种性格哪能在生意场上混，更何况他已年过半百，他承受得了成功，却不一定承受得了失败，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之说了。春节回家时，父亲他们的糖果加工厂已热火朝天开了工，看他每日早出晚归的忙碌，我为父亲这把年纪尚有如此创业激情深为鼓舞，也没多问其它细节，几天以后，我就因工作外派到了北京。在北京一年多，每次打电话回来，父亲都说一切安好，不用我牵念。我哪里知道，其实父亲他们的糖果加工厂没维持一年就倒闭了，这是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加工厂被人骗了不说，还欠下一大屁股债，最后他们几个合伙人因债务分摊不均起讧。到这关头，吃亏的自然是老实人，父亲很“顺理成章”就成了替罪羊。从那以后，只要有人上门讨债，其他人都通通推到父亲身上，说他是经手人。可怜父亲，一向开朗爱热闹的他，从此变得沉默怕见人，遇到债主追债上门，父亲没辙，一向百忍成金的他只好任人黑白颠倒编派甚至辱骂，他倒霉也认了，不该自己还的债也替人垫了，可一大笔债岂是父亲能填平的，而追债的人只认钱哪认人，还是天天往我家跑，父亲被逼无法，不得不时常跑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来还不该他还的债。都说这年头欠债的是爷讨债的是孙子，可父亲就是摆不出一副爷样来威风几把，倒被逼得像一只落水狗一般人人喊打。二伯父病重那几天，又有人拼命追债，父亲要护理二伯父，又要应付追债的人，其狼狈和窘迫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他才开口向我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