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御者”

古代的马车驾驶员被称为御者。《晏子春秋》中有一则先秦时期御者之妻的故事。晏子担任齐国之相时，有一天，他的车夫载他出门，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她丈夫。发现自己丈夫趾高气扬，十分得意。车夫回来后，他妻子要求离婚，车夫问她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满六尺，身为齐相，名闻各国。今天我看他志向和考虑都很深远，常常以为自己不如别人。眼下你身高八尺，做人家的车夫，却已经很满足了，我因此要求离婚。从此之后，车夫处处收敛，谦卑多了。晏子觉得奇怪，就问他怎么回事，车夫据实相告，之后晏子就推荐他的车夫做了大夫。

在人们的印象中，通常认为御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不同时期御者的地位并不一样，御者，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御者，地位非同凡响。

御者的地位与马车的兴起、发展息息相关。马车的历史源远流长，起初只作为运输工具，夏商时已用于战争，到了周代，马拉战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周代车战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中原诸侯国已经以车兵为主。作为一种新兴的军事装备，战车具有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在西亚北非，因为娴熟地运用车战技术，喜克索斯人曾一举征服了古埃及；在中国，先进的车战技术是中原诸侯国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当时仍然有许多诸侯国、部族没有掌握车战技术。如吴国，迟至春秋中晚期仍不会车战，车战技术是从中原晋国传入的。学到了先进的车战技术后，吴国迅速强大，甚至一度几乎灭亡楚国，吴王阖闾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中原腹地的一些戎族也缺乏先进的车战技术，他们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如《左传》记载，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是徒兵，就是步兵。在漫长的竞争过程中，战车兵为主的中原诸侯国往往处于上风。

车战时代，马车是战斗力的象征，马车的御者自然非常重要。先秦一辆战车上一般有三人。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

当时的战车比较笨重，有四匹马拉车，不太容易驾驭。车战时，御者必须控制好速度和角度，战车不能与敌方战车面对面相撞，否则就车毁人亡。即使只与敌方车辆并列相碰，也有车轴断裂的风险。为发挥己方弓箭威力，战车要以一定角度从敌方战车中穿过。因此，在先秦时代，驾驶马车是一门技术活。同一辆战车上的三人都是甲士，也是贵族。如果是国君或主帅的御者，身份就更非同一般。能够在战争中担任主帅战车上的御者、车右一职的，绝非无名小卒，他们无一不是在本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大贵族。

《资治通鉴》记载，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当时，魏桓子、韩康子与智伯都是晋国的四卿，地位相等。此次作战，智氏、韩氏、魏氏三家联合讨伐赵氏，魏桓子、韩康子是联军中仅次于智伯的另外两位统帅，但在作战中，两位统帅仍然做了智伯的御者和车右。可见御者地位的显赫。因此，当时选择御者、车右都是慎重的，甚至要占卜的。

作为一门重要的军事、生活技术，御车是周代贵族男子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孔子将射箭技术与驾车技术并列，他自己选择做御者。《论语》中也经常看到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的樊迟为孔子驾车的记载。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当时，驾车是普遍现象，和现在开私家车差不多，时人也不觉得御者有什么不一样。

古代御者本身就是贵族，因而，御者可以闻政、问政、议政、参政。史书中常有咨询自己御者的记载，有些御者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齐晋鞌之战的关键时刻，晋军主帅郤克受伤，难以坚持。他的御者解张大夫鼓励他说，不能因为个人受伤而废弃指挥的重任，一定要坚守岗位指挥，之后，御者解张驾驶主帅的指挥车奋勇向前，最终取得大胜。那些有才能的御者则会像晏子御者那样得到进一步上升，取得更非同凡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