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富强亡国

富强速亡的隋朝

中国历史上，强大而速亡的朝代有两个，秦朝和隋朝。

研究历代王朝的兴亡历史，一般地说，凡是即将灭亡的朝代，一定经过了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其一，腐败加剧，政府的社会主流风气，守法者犯法，社会掠夺代替社会管理矛盾加剧，边境地区的冲突逐渐向中原蔓延。其五，这些人祸势必引发天灾。所有这些矛盾相互激发，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深渊。

然而，隋朝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一个新建立不久的政权，刚刚完成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百废待兴，万业待举。转眼之间忽然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这种历史景象，如同泰山崩在眼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隋朝的富强是后人的共识，究竟有多富强呢？北方逼迫突厥臣服，南方一举扫平陈朝，西方打败吐谷浑，都是强大的证明。除了东方高句丽问题损兵折将以外，隋朝的四方政策几乎无往而不利。隋朝的富有呢？更是史载昭昭。贞观二年，根据唐太宗的说法，当时天下还在食用隋朝的粮食积累。唐太宗说隋文帝杨坚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一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君臣仍然对隋朝灭亡的缘由讨论不已。根据唐太宗的看法，隋朝的皇帝而爱仓库，所以在国家财富不断的积累过程中，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隋炀帝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财富，也继承下了社会矛盾。他的奢华无道，是在旧有矛盾上火上浇油，最终导致灭亡。

国富而民穷

在推翻隋朝的运动中，很多隋朝的官员参与其中，从大业九年（613）的杨玄感造反，到大业十三年（617）的李渊晋阳起兵，都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研究者认为，隋炀帝的政策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富强而不能与民共享，才是隋朝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一般贫苦百姓掀起了暴动的浪潮，然后才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化，一部分在隋朝政权内部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的人物，看到了社会的动荡，看到了隋朝灭亡的必然趋势，于是加入到反叛的阵营之中。

唐太宗时期，马周上书言事，曾经指出隋朝资敌情况：“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这不过是天下大乱的一个缩影而已。《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于是，政府的行为给反叛者提供了良机。瓦岗寨上的农民暴动军队，及时地加以利用。徐世绩建议李密，立刻攻打黎阳仓，他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于是李密派徐世绩率领五千人攻下黎阳仓，然后开仓恣民就食，很快获得胜兵二十多万，反隋的力量再次得到增强。

饥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只要一点点活命粮，就能获得他们的拼命支持。获得他们的支持很难吗？从隋末反叛者的行为看，这并不难。最需要拯救的最容易拯救，关键是没有施救者。隋朝政府，为什么如此成全了自己的反叛者呢？他们的政策，蔑视民众、漠视民众的观念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已经走到了无力改变自己、拯救自己的路尽头。这其实只是最终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天灾人祸

隋朝的灭亡，当然不仅仅是分配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生产过程也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失误。隋朝末年的社会危机，史学家都看到了自然灾害的巨大影响。但是，天灾在古代，始终都与人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隋朝统一天下不久，隋炀帝就大兴土木，兴建巨大工程。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就下令修建东京洛阳城。在正式修建洛阳城之前，隋炀帝先征发几十万民工挖了一个巨大的壕沟，从龙门一直到上洛。这是一条军事天堑，等于在长安、洛阳以北设置了一道军事防线，长度近一千公里。这条壕沟，后来没有什么记载，在军事防卫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几十万民工的劳动的付出却是实实在在的。

不仅如此，在洛阳城修建的同时，隋炀帝又开始了大运河的修建。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男女民工百余万修建通济渠，以打通淮河与黄河的水路。同时，再征发民工十多万沟通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两个工程完成得都很快，三月开工，八月完成。大业四年，隋炀帝再次征发河北各地男女民工一百多万开通永济渠，打开黄河与桑干河的通道，使得大运河的北端到达今北京地区。大业六年，再次下令修建江南河，把镇江与杭州连接起来，但是这次动用了多少民工，没有具体记载。修建运河的时候，劳力不足显现出来，于是开始征发妇女，“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隋书·食货志》）隋炀帝政府对于社会劳动力的使用，几乎就是竭泽而渔的政策。

隋炀帝的工程到此并没有结束，同时期还有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

大业三年七月，隋炀帝第一次北巡，“兴众百万，北筑长城”。一年以后的大业四年七月，隋炀帝第二次北巡，再次征发丁男二十万，继续修筑长城。大业五年六月，隋炀帝西巡吐谷浑之地，从青海途经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在大斗拔谷遭遇大风雪，随行士兵四十万，冻死甚多，有的记载说是“大半”，有的记载说是十之二三。皇帝出巡，虽然是皇帝的一种职责表现，但是当时条件下，确实是地动山摇的大事。即使这种突遇大风雪的事情属于偶然，但是皇帝随行大队人马的耗费，就是地方的沉重的负担。

大业六年修建江南河，当年隋炀帝第二次南下扬州。转年，隋炀帝就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经过一年的准备，隋炀帝御驾亲征，率领大军113万人，而负责粮草运输的民工“倍之”（《隋书·炀帝纪下》）。第一次征高句丽，到达前线的35万军队，回来的只有两千多人。于是，各地暴动纷纷出现。大业九年，第二次出征，内部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打乱了隋炀帝的部署。大业十年第三次出征，高句丽国王假投降，给了隋炀帝一回胜利的感觉。此后，隋炀帝还在准备继续用兵高句丽，但是国内的民众暴动已经全面爆发，局面已经失控，等待他的是天怒人怨和隋王朝的土崩瓦解。

隋炀帝即位开始，政府的重大工程就随之上马，此后几乎无年无大役，动辄就是役使民众上百万，年年不得休息。大量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脱离生产，整个社会因为农业生产开工不足，社会积蓄大量消耗，最后形成坐吃山空的局面。大量农民长期脱离土地，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本来在分配领域就是国富民穷，而大量的劳动力不能从事生产，造成民间储备。一旦饥荒发生，民间必然全部依赖政府。而政府的功能减弱或丧失，只能激发民变。

不无讽刺的是，隋炀帝在下达修建洛阳城的时候，他在诏书中还说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隋书·炀帝纪上》）但事实上，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剥夺了百姓的发展权，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

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导致政权灭亡，但是任何社会矛盾，尤其是政策性失误导致社会不公，总会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伤害。隋朝这样的政权，给历史提供的几乎尽是教训，这就不单纯是这个政权的悲剧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互相依存，如果各种矛盾只能激化到用改朝换代才能解决的地步，说明这个社会的结构存在着巨大缺陷。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一直在提高，防患于未然并非不能实现。隋朝灭亡以后，唐太宗君臣就多有震动，他们很认真地在进行总结。唐太宗说的“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就是有感于隋朝的富强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