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不太富裕。我家费了两年的劲攒了多块钱,结果全让我给同学赔医药费了。我爸怎么想怎么生气,手里拎着一个笤帚疙瘩追我,把我撵得满街跑,丢人现眼不说,还显得我特别没理。那天,我断定:我爸肯定不是亲的!
那个时代流行写标语,经常听见有人说某某墙上有什么标语。我决定写一条标语批评我爸。我在学校捡了一些粉笔头,在胡同里找个僻静的墙角,义愤填膺地准备写标语。我开始想写:“打倒范承业!”转念一想,这样写容易暴露目标,灵机一动,我在墙上奋笔疾书:打倒我爸!
我爸一如既往地上班、下班,对“反动标语”无动于衷。没有成果我是绝不甘心的,一计不成,我就琢磨第二个计策。距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皮鞋厂,鞋厂的仓库里堆着很多木头轴子,木头轴子上面一般卷着很多皮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于是,我选在一个傍晚的时候,悄悄地溜进这家皮鞋厂的仓库,躲在木头轴子里,幸灾乐祸地期待着“第二次革命”的战功。
正是深秋季节,东北的深秋已经很冷,没多久,我就冻得浑身发抖。成功的前提在于坚持,我在仓库里找了一根草绳子,把草绳子系在腰上,回想那时候的造型,跟街上赶大车的车老板差不多。虽然已经是全副武装了,但是,寒冷还是难以抵挡。
鞋厂旁边有一个小杂货店,门口吊着一个电灯泡,小时营业。
那一晚上,我一会儿进一趟杂货店,店里的服务员看着我直犯嘀咕:“你不买东西,大半夜了,总在我这捣腾什么?”其实,我进杂货店是看“点”来了。杂货店的墙上挂了一个钟,我盼望着这个挂钟的指针快点儿走,好扩大我的胜利成果。为了对战局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悄悄地跑回家去,从后窗户向屋里看。
屋里空落落的,只有我妈一个人,我看见她坐在炕上正抹眼泪。我爸、我哥还有我姐都没在屋,估计是找我去了。看来,情况比较理想,为了更加理想,我原路返回。我家住在铁路边上,漆黑的夜里,我独自走在铁轨下面的枕木上。忽然,我看见一个黑影向我走来,这个人可能是我爸,想到这儿我撒腿想跑,对方问了一句话,我一下子站住了。
“是小伟不?”
那是地地道道的爸爸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说:“是。”我爸没吭声,却“哇”地哭了出来。我长到岁,没听见爸爸这样哭过,接着我也哭了,很奇怪,我心里顿时浮出一阵温暖:这人不是后爸,确实是我亲爸。
长大以后,每逢大事儿,我总喜欢跟我爸唠嗑。记得我连续上了几年春节晚会之后,所塑造的角色渐渐有了一些特色,人物不再简单化、符号化了,心里挺高兴的,就是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师写的小品《拜年》。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发现乡长这个人物比较单薄,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台词,就想跟何老师商量,能不能再加几句台词。这时候,我爸爸看了剧本,他说:“别在词上争了,词少肯定有词少的道理,还是排练的时候把人物演好吧。”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他们单位分鱼的事儿。他说:“我们工会一共十几个人,年底分鱼不像分别的,分别的容易平均,分鱼有大有小,每到这时候,我都让别人先去挑,结果,剩下的往往不是最小的那一条。”
我爸说:“你做事儿先让别人舒服,结果你也挺舒服。”
老实说,当时我对我爸的话不太理解,后来,经历了一些事儿,看了一些书,我才忽然发现,我爸的话里竟有点儿老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