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证据

下了火车，又坐着足够进古董店的越野吉普在年久失修的盘山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位于山凹背后的劳改农场。我看着穿警服的司机活力充沛地跳下车，毫不费力地拎起我沉重的行李箱，剩余的体力只够我嘶哑地提醒他：“小心！里面是工具和试剂！”即使简单的一句话也使我的嗓子剧痛不已，更不用说在火车上就开始痛得一跳一跳的头。我咳嗽了几声，清清嗓子，希望自己看上去不要那么虚弱，那么书生气，以至于显得和深山中的环境以及自己的职业太不相称。

“朱医生！”司机把手伸给我，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路上累了吧？我们到了。”“孔警官，麻烦你了。”我嘟哝着，不好意思地扶着他的手腕从有点变形的后座跳出来，尽管我不想承认，我确实需要他的帮助才不至于在落到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时跌倒。一路上我都在企图和他聊天想多少了解一些背景，而尽忠职守的年轻警官需要把全副注意力放在糟糕的路况上才不至于使我们车毁人亡。毕竟，他真的帮了我许多，我该感谢他才是。我有些喜欢这个看上去比我小几岁但强壮得多也灵巧得多的年轻警官。

乌压压的云层边，夕阳带着不甘退去的余威斜斜地射上我的脸，迫使我不顾头痛地眯起眼睛才能看清眼前的建筑物：鹤岗农场。颇有诗意的名字掩盖不了灰色建筑的丑陋，无论在广袤祖国的哪个角落，劳改农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稍有不同，只不过这里关押了不少少年犯。

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大部分阳光：“你来了？辛苦你了。天气那么热。我是负责教育处的郭警官。”

眼前突然变暗使我一阵头晕。我及时控制住摇摇欲坠的身体，握住了对面伸出来的大手：“你好。倪主任向我介绍过你。”我瞄了手腕上的手表一眼，酷热和疲劳快要把我榨干，然而责任驱动着我。如果早点开始，今天晚上说不定还可以早点休息。

所以我单刀直入地提醒他们我来的目的：“那么，尸体在哪里？”

两位警官对视了一眼，最后郭警官说：“也许电报没有说清楚，我们只是推断嫌犯有已经死亡的可能性。事实上确切地讲我们只看见他逃跑了。”

“那就是说现在没有尸体？”我的头又开始痛起来，那就是说我说不定得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等上好几天，然后解剖并鉴定任何他们找到的高度腐烂的东西。

郭警官把我带到餐厅楼上胶合板围成的会议室，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看来比我想的还要糟：天前一个闷热的夜里，保卫处长吴警官发现编号为的少年犯形迹可疑，在盘查的过程中被刺伤，而嫌犯负伤逃亡。由于该农场位于峭壁包绕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岭，如果不走有岗哨把守的盘山路，离最近的居民点有数天的步程，而嫌犯未携带药品或食物，估计不可能逃离农场控制的范围就会被捉住。所以首先要解决的是吴警官的伤情鉴定，其次是协助寻找逃犯，最后才是－－如果需要的话，解剖自寻死路的逃犯。他一边说，我一边不停地喝水，希望能减轻嗓子的痛楚，准备开始工作。

吴警官唠叨到令我沮丧的地步。特别是我嗓子哑了，没法发出足够响的声音打断他喋喋不休的抱怨。他一双棕黄色的三角眼不断上下打量我。我想我懂得他为什么焦虑。袭警一直都是重罪，更何况这是在劳改农场，为什么派我这么个坐惯舒服的实验室主攻毒物分析且刚刚毕业没多少实地经验的法医学研究生来？

刀伤在左侧胁部和左肩。农场的卫生员兼宣传科长黄医生已经成功地缝合了伤口。虽然正规的验伤步骤包括观察伤口的边缘和底部，但是因此而拆掉缝线撑开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不仅不人道，而且完全可能一无所获。我努力地回忆着书上的要求，尽量显得熟练稳重，有条不紊：把标尺放在伤口旁拍照，拍全身照，记录病史和受伤史，填写正规的表格。虽然如此，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是哪里呢？我这灼热的头脑越来越不听使唤。

老旧的窗式空调发出火车般的“砰哒砰哒”声，而完全没有火车的效率。最后郭警官果断地关掉了这个噪音发生器。窗外灌进的热风带着一个白天的暑气在房间里大发淫威，吹得郭警官、吴警官和黄警官都热得冒汗，而我却浑身发冷起了鸡皮疙瘩，伴着一阵阵恶心。准是发烧了。第一批豆大的雨点袭下时，黄警官关上了窗，我在心中默念感谢上帝。既然尸体还没有出现，现在我非常希望休息一下，随便什么地方。郭警官把一叠文件放在我面前时，我知道我的希望又落空了。

“一直是个让人头痛的家伙，”郭警官看到我随手翻了几页后露出的奇怪表情，进一步解释说，“根据青少年保护条例，不能透露他的名字，在这里一直用代号称呼。”

我知道那个规定，让我吃惊的是那岁男孩的相貌。资料照片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秀气到让人怜爱的地步。长长的刘海，半遮住一双小母鹿一样润泽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一双看上去质地柔软的丰唇，嘴角轻撇，似乎是微愠，又似乎是等待一个永远没有到来的吻。尖削的下巴桀骜不驯地向一边翘起，展现从下颌到锁骨间脖颈修长的线条。耳后倒削式的短发，使一侧的银色耳环颇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