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了，吵吵着要回村里看看。因退耕还林，我们村早在15年前就整体搬迁了，除了几间破旧的窑洞还勉强能称得上是财产外，我想不通父亲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回到村里，父亲指着当村那眼唯一的机井对我说：“知道这眼机井的来历吗？”我摇摇头。他又指着机井对面的村校问我：“知道这所学校的来历吗？”我依然摇摇头。他说：“不知道不怪你，村里置办这两样大物时，你还小，今天我交代给你，你一定要记住喽。”
我们村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干旱缺水，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只有一眼土井，雨季时还好，勉强能供应全村人畜的生活用水。一旦到了冬春季节，它就干涸了，人们就得赶着马车去邻村拉水。邻村有机井，井水清澈纯净，甘甜可口。
我至今记忆犹新，即便是在土井有水的时节，父亲为挑满一缸水，经常半夜就起床去下瓢，挑回家的水比黄河水还要浑，在缸里澄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用。泥沙积淀在缸底，黑里泛着黄，黄里泛着青。为节约用水，大人孩子一个月都不见得能痛痛快快洗上一把脸；淘米、洗菜的水再用来洗锅刷碗，最后用来煮猪食。能打一眼机井就好了，这是全村人共同的心愿。然而，高达两万元的钻探费，对于一个贫穷的小村庄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年复一年，村干部换了一任又一任，人们在等待中煎熬，又在煎熬中失望。老村主任放出话说，谁能承诺为村里打一眼机井，下一任主任候选人他就推选谁。村里的光棍汉义元，人送绰号“铜锤”，站出来拍着胸脯应下了。
铜锤祖上是我们村最有钱的人家，他是世代单传的独苗，自小备受父母溺爱。困难时期，某日饭点上，母亲喊他回家吃饭，他问母亲吃啥饭，母亲说莜面鱼鱼。他不乐意了，埋怨母亲说：“你就不能做点儿好吃的吗？天天吃莜面驴驴。”他故意将“鱼鱼”说成“驴驴”来发泄不满。在那个年代一问三不知，遇事天不怕地不怕，人们认为他脑子里装的是废铜烂铁，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铜锤”，顾名思义就是一傻子。
铜锤言而有信，立即着手打机井的事儿。集体公账上只有不到2000元钱，这么大的缺口如何才能补齐？铜锤的“铜劲儿”上来了，他以1000元钱卖掉了祖上留下的五间大石窑，拿出母亲临终时留给他的宝盒，里边是祖上几代人积攒的银元，是留给他娶媳妇用的。钻探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到了村里，村里的锣鼓队敲锣打鼓，秧歌队扭起了秧歌，比过年还要热闹、喜庆。半个月后，钻探队成功打出一眼机井。机井深不见底，装上水泵，铜锤使劲儿按下启动按钮，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人们兴奋得手舞足蹈，纷纷伸手去接水，捧起来一饮而尽，这水可真甜啊。孩子们索性打起了水仗，总算可以尽情地玩一次水了。
换届时，铜锤当选村主任，第二年他自费修建了村校五间崭新的红砖大瓦房。晋北农村多为窑洞，人们对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充满了新鲜感，邻村的乡亲们也跑来参观，惹得乡联校好几位有名的老师争着要来我们村校教学。有了好老师，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自然就好了，排名一度从全乡倒数几名跃至前几名。他率先带领村民进行梯田改造，推进农作物品种改良，使得粮食连年增收。几年下来，我们村成了全乡第一个小康村。做完这一切，他把祖上留下的全部家当都贴了进去。
讲完这些，父亲眼睛盯着机井对面山坡上的一座荒坟喃喃自语：“这人有时候可真怪，你说他一个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揽这么多闲事儿干吗。”我问他：“那铜锤后来怎样啦？”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厉声呵斥我：“铜锤是你能叫的吗？叫义元叔！”我赶紧纠正道：“我义元叔后来怎样啦？”他流着泪说：“为了救村里的一个孩子，他被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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