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叔是三爷和三奶的独子,因其皮肤白,小名叫白小,我喊他白叔。三爷去世得早,我记事起,三奶和白叔两个人过。
白叔是个能人,补胎、编席、扎纸扎,都会。他还有一项别人不能及的手艺——烧窑。多年前,村里有一座烧砖窑,谁家要盖房,自家拓好砖坯,晾晒干装了窑,就开始请白叔烧窑。白叔烧出来的砖,要色有色,要声有声,蓝莹莹的,敲敲叮当脆响。烧窑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因此,白叔是村里的香饽饽,农闲时很少沾家,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请白叔烧窑的人家,手头再紧,每天也小酒不断地供应着,但烧窑期间白叔从来没有喝醉过。
白叔喝醉酒,是在出窑的时候。我家和白叔家合住一个院子,什么时候白叔上摆下摇,嘴里唱着“咱夫妻好比鸳鸯落在沙滩地,是何人棒打鸳鸯两分离”回家来,我就知道白叔又烧好了一窑砖。
白叔刚进院子还是在唱,到歪倒在床,唱就变成了凄切的念叨,“棒打鸳鸯两分离——棒打鸳鸯——两分离——”声音渐渐低沉下去,泪在满脸的褶子里蜿蜒。
我问父亲:“爸,白叔唱的是哪出戏呀,他只会唱这两句?”
父亲拉着我出了门,叹道:“别人烧砖盖房娶媳妇,你白叔错过了,还是个光棍。”
我不懂:别人烧砖盖房娶媳妇,跟白叔喝醉酒就唱有啥关系呢?父亲有时候生气了也训斥喝醉酒的白叔:“大气候你能掌控得住?耽误的也不是你自己!”
母亲则感叹:“人啊,走到哪一步都是命。”
后来,村里人盖房开始用一种新型的免烧砖,没人再请白叔烧窑。白叔却越来越离不开酒,三奶去世后,白叔一个人过,他闻不得谁家飘出酒香,闻到了就蹭过去赶酒场,逢酒必醉,逢醉必唱,以至于村里人有事摆酒席都不再叫他,嫌弃。
白叔还是在喝酒上吃了亏。
一个夏日,烈日炎炎。太阳老高了不见白叔出房门,父亲过去把门擂得震天响,依旧没有动静,父亲喊人来一起破门而入,房间里酒气冲天,白叔歪坐在床头已没了呼吸,手里紧紧抓着一副旧鞋垫。
母亲就边哭边数落:“那么开通的一个人,咋就在一件事上榆木疙瘩死脑筋啊!”
只有母亲知道白叔临终舍不得放手的鞋垫是谁的。
白叔大高个儿,浓眉大眼,长得帅气,手又巧,能干,年轻时很受姑娘们青睐,同村有个叫秀菊的姑娘暗地里跟白叔好。
有一天,母亲正在做饭,白叔到灶房围着她嘿嘿地笑。
“傻笑啥?有事快说,有屁快放。孩子们都饿了,等着吃饭,别在这碍手碍脚。”
白叔笑着说:“我放,我放。”
倒把母亲给逗乐了。
白叔从腋下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双鞋垫在母亲眼前晃——大红的底子,七色丝线绣了一对活灵活现的鸳鸯。
母亲问:“谁的?”
“秀菊送我的!”白叔笑得合不拢嘴。
母亲当天就把白叔与秀菊的事告诉了三奶,三奶高兴得不行。白叔虽说是个人尖,但在他谈婚的年龄,成分论盛行,我们家成分高,没有几家的爹娘愿意把闺女嫁给地主的后代。三奶备了厚礼,托媒人去秀菊家提亲。秀菊的爹娘死活不同意,还怕夜长梦多,急匆匆把秀菊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根正苗红的瘸子。
母亲说,其实,白叔后来还是有机会娶上老婆的,村里的一个寡妇曾愿意“下嫁”给白叔,白叔不乐意。
“嫂,我忘不了秀菊。”
“忘不了人家,忘不了人家,人家是一大家子了,你苦哈哈地等,有啥用?”眼看着白叔一年比一年往老里走,母亲替白叔着急。
村里人曾见白叔和秀菊在一起赶集,白叔买了一大兜东西放在了秀菊的平板车上。秀菊家就秀菊一个劳动力,四个孩子,生活过得艰难。
母亲问白叔是不是真的。
白叔红了眼圈,不说话。
白叔死了。秀菊到白叔坟前烧纸,并不避人,放声号啕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树上的乌鸦都惊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