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0日，为西安市青年学生抗日游行请愿之事，张学良被召到华清池，肃听蒋介石的训斥：“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学生的。”张学良回答得很冷静。
蒋介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那‘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到了你眼皮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此语一出，张学良腾地站起，额上青筋鼓胀。“我怎么打？你不是三令五申对日本人不许随意开战吗？”面对张学良的怒吼，蒋介石无言以对。
蒋介石此时当然明白张学良此话的分量！他的目光避向一旁，但“少帅”炸雷般的吼声，仍刺激得他心惊肉跳。“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脸色骤变，手指张学良训斥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谈话自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赶来拉开了张学良，才没有使这次争执愈演愈烈。望着张学良气呼呼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叹。他对这位副司令的感觉，恰如这位副司令对他的感觉一样，已经完全绝望。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那个计划，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既然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剿共”，那就干脆换驻嫡系的中央军，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远离“剿共”前线。
在调动之前，蒋介石颇为踌躇地在屋里踱了几圈，最后决定对张、杨的指挥权进行钳制，摆出中央军全面介入“剿共”的态势，既是对张、杨的警告，也是为了防止张、杨妄动带来不测。蒋介石此举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就是以中央军的进入防止日军从绥远向中原进犯。
张学良走后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便在这间似乎仍回荡着张学良吼声的客厅里，口授了一道命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司令。
小小的三省之间，加上张学良，便有了四个总司令并立的局面，张、杨二位，还敢轻举妄动吗？
蒋介石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冷笑。按原定计划，他将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而那以后，西北的整个“剿匪”局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出三五月，“共军”将在陕北被歼灭殆尽。想到心腹之患将一劳永逸地被除掉，而且又在西北对入侵的日军筑起了一道防线，蒋介石不由得有了几分兴奋，先前因与张学良争吵而激起的怒气也消散了许多。
蒋介石绝没有想到，他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已经并不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12月10日，张学良紧急召见了东北军在兰州的几员主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九、于学忠等，开宗明义地向他们宣布：“我要造反！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扣蒋！”
几位将军均是张学良平日里最信任的骨干，多年来追随他鞍前马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剿共”主张，他们早就怨怒纷纷，多次到张学良面前请缨抗日。但是，即使是对蒋介石最为不满的人，也绝没有想到要将委员长置于他们的刺刀之下。
毕竟是关中血性男儿，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人人都摩拳擦掌，沉浸于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兴奋之中。军长于学忠挺直身子，手往胸口一拍道：“我们跟副司令干！插旗杆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那好，”张学良目光炯炯，审视着几位部下，“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话我不多说了。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众将领一一向张学良敬礼告别，回去部署部队了。张学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12月11日上午，杨虎城两度来到玄风桥张学良官邸，共同详细部署了行动的兵力：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和105师师长白凤翔、刘桂五负责扣押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在兰州的东北军，须于同时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住停在兰州机场的所有飞机。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到12月11日下午5时，张学良赴临潼华清池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离开西安前的告别宴会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秘密处于紧急状态。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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