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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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了探险者，萨莎古多尔轻声说，“嗨，雪人。”

“嗨。”

萨莎在倒车，我系好安全带。

在我们倒车离开住宅时，我从帽舌下窥视着我们的房子，心想等我下一次见到它时不知道它在我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感到爸爸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他所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将变得更为破旧和暗淡无光，因为它们再也不会感触到他那特有的精神了。

这房子是一座“工匠”时期的建筑结构，呈“格林-格林”式传统特征：用条石与极少的灰浆砌成，杉木壁板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口晒巳变成了银白色，从线条和轮廓肴是完全现代化的，但一点也看不出是人造的，一点也不显得不牢固，充满了泥土气息，有一种令人生畏之感。在近期的冬雨之后，一层薄薄的绿色地衣使石板房顶那清新的轮廓线条又变得模糊了。

随着我们向街道方向倒车，我感到整个宅影在起居室的一扇窗户处被推向深深的门廊后方，奥森的面孔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它的爪子搭在窗棂上。

我们驱车离开住宅，萨莎说：“你有多久没出来啦？”

“到日光下？九年多一点。”

“面对黑暗的九年祈祷啊：

她还是一位歌词作家。

我说：“该死的，古多尔，不要跟我玩斯文了。”

“九年前发生什么事啦？”

“阑尾炎。”

“啊，那一次你差点儿送了命。”

“只有死亡才会把我带到口光下。”

她说不过，那次疾病至少给你留下一块挺性感的伤疤啊。”“你这样认为吗？”

“我喜欢吻它，不是吗？”

“我还为此诧异呢。”

“实际上，它吓死我了，那块伤疤，”她说你差点死了。”

“但是终究没有。”

“我吻它简直就像在做感恩祈祷，感谢上帝还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跟我呆在一起。”

“也许我的伤疤能唤起你的性欲。”

“傻瓜。”

“***妈从来也没教你用这种语言讲话吧？“是教会学校的修女教的。”

我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们同居已经差不多两年了，是的，我想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永远不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

“我干吗要那样呢？”

“一点没错。”

尽管我有着衣服和防晒霜铠甲般的双重保护，尽管太阳镜为我敏感的双眼挡住了紫外线，我还是被笼罩若自己的白昼搞得异常不安，在它的魔力控制下，我觉得自己就像蛋壳一样脆弱。

萨莎意识到我的不安，但她装作没注意。为了让我的心思挣脱恐惧，也脱离光明世界的无尽美景，她像平常一样干得很出色一这才叫萨莎。

“你爸爸这事情过后你将到哪儿？”她问道。

“若是事情过去，……他们也可能是错的。”

“我做节目时你会在哪儿？”

“半夜之后……可能在博比那儿。”

“注意一定让他打开收音机呀。”

“今夜你接受点歌吗？”我问道。

“你不用打电话进来。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在下一个转弯口，她将车子猛地一拐，上了海洋大道。她驶离大海，驱车上山。

在商店和餐馆前面的人行道外侧，英尺的意大利五针松的枝叶盖过街道，阴影和目光装饰着整个街面。

月亮湾，人的家园，从港口与平地区域渐拾升势，进入平缓的密集山区。在加利福尼亚大多数的旅游指南中，我们的城镇被称作“中海岸明珠”，部分原因是商会有意坚持广泛使用这一绰号所致。

然而，这个城镇获得这一称号还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我们所富有的树木绿化。堂皇的橡树长有百年的树顶，松柏，杉木，梧桐，还有深深的桉树丛，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那在春天里开着杂色花丛的白千层属灌木，看上去酷似一簇簇挂着饰带的圣诞灯。

因为我的关系，萨莎已在汽车玻璃上涂了一层保护膜，然而眼前的光线比我所习惯的还是要亮得多，这令我感到震惊。

我将眼镜往鼻子下面拉了拉，从窗框往外窥视。

傍晚时分，蔚蓝色的天空既明亮乂神秘，奇妙无穷，松针在上面织出了一幅精美的深色刺绣，倒映在挡风玻璃上，忽隐忽现。

我赶快将眼镜推回原位，不仅仅为了保护自己的眼镜，更为我——爸爸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自己却对这稀罕的白昼旅行如此欣喜若狂——突然感到羞涩。

汽车谨惧地快速行驶着，在没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从来没有刹车停下，萨莎说：“我跟你一起进去。”

“那没必要。”

萨莎对医生、护士以及一切与医疗有关的东西都厌恶至极，儿乎到了恐惧症的地步。大多数时间里她都相信自己会长生不老，她对维生素、矿物质、防老剂、积极思维和身心疗法等都信心十足。然而去一趟医院就会使她对自己能够免走众生之路的信心产生临时性的动摇。

“真的，”她说，“我应该跟你一起去。我爱你爸爸。”

她声音里的颤抖暴露了她外表镇静的假象，我深受感动。因为她，纯粹为了我，竞愿意去她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说我想单独跟他在一起，就这么一点时间了。”

“真的？”

“真的。听着，我忘了给奥森留晚饭，你能回去帮我照料一下吗？，’

“好的，”她说，因为有了一项任务而感到轻松。“可怜的奥森，它跟你爸爸可真是好伙伴啊。”

“我敢发誓，它也明白这一点。”

“毫无疑问，动物也明白事理。”

“尤其是奥森。”

从海洋大道，她左转弯上了太平洋风景区。两个街区过去就是默西医院。

她说广它不要紧的。”

“还不太明显，不过它已经有点开始悲伤了。”

“我要好好拥抱拥抱它的。”

“爸爸是它跟白昼世界的联系人。”

“现在我来做它的联系人。”她答应说。

“它不能完全在黑暗中生活。”

“它有我呢，我哪儿都不去。”

“真的吗？”

“它会很好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不是在谈论狗的事了。

这家医院是一座三层楼的加利福尼亚地中海式结构，在建筑它的那个年代，医院一词还不能使人联想到毫无特色的成片廉价建筑物。深陷墙内的窗户以生有绿锈的青铜框架为特色，底楼房间有凉廊遮阳，凉廊有拱顶和石灰石柱子。

有些柱子为古老的叶子花属藤生植物所缠绕。这个时节，尽管春天过去了已有两周，紫红色的花朵仍瀑布似的悬挂在廊檐。

有几秒钟时间，我斗胆将太阳镜拉到鼻子下面，对阳光照耀下的五彩缤纷赞叹不已。

萨莎在医院的边门人口处停下车。

当我解开安全带时，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臂上轻轻一捏。“什么时候要我回来就打我的手机。”

“我恐怕要到日落之后才会离开，我步行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的确是的。”

我再次把太阳镜拉到鼻子下面，这次朝她看去，就像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一样。在烛光下她那灰色的眼睛深沉而明亮，跟白昼之下在这儿一样。她那浓密的赤褐色秀发在烛光下如同水晶杯里的葡萄酒一样具有光泽——然而在阳光的梳理下则明显地更具光泽。淡淡的雀斑点缀着她那玫瑰花瓣般的米色皮肤，对她那模样，我就像对一年四季各个时辰夜空中的星座一样了如指掌。

萨莎用一个指头把我的太阳镜推回原位。“不要犯傻。”

我是人，傻是我们的属性。

不过，如果我将来失明，她的面容将成为无尽黑暗中支撑我的一幅美景。

我从仪表板上凑过身去吻了她。

“你身上好像有椰子果味。”

我试用用。

我再次吻她。

“你不应该再这样出来了。”她坚定地说。

太阳，在海面上还要停留半个小时，呈桔黄色，目光线很强，它是万英里之外的一个永久性热核大灾难。在有些地方，太平洋就如同熔化了的铜。

“去吧，椰子果宝贝，走吧。”

我像“象人”一样裹得严严实实，下了汽车，双手插进皮茄克口袋，然后匆匆走进医院。

有一次我向后瞥了一眼，萨莎在看着我。她向我做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当我步入医院时，安琪拉弗里曼已在走廊等候，她是三楼值晚班的护士，现在已经来到楼下迎接我。

安琪拉是位将近岁性格温柔的漂亮女性：消瘦得叫人伤心，眼睛苍白得出奇，她对护理事业的献身如此狂热——似乎按照跟魔鬼讨价还价的苛刻条件她必须得牺牲身的肉体以确保病人的康复。看上去她的手腕脆弱得简直无法完成她那份工作，她走动起来如此之轻快，你简直可以相信她的骨骼跟鸟类的骨骼一样中空。

她关掉头顶上方走廊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紧紧地拥抱我。

在我童年和青春期遭受种种疾病的折磨一流行性腮腺炎、流感、水痘一而不能安全地离家外出进行治疗时，安琪拉一直是出诊护士，她天天来我家给我做检查，我感到她那瘦骨嶙嶙的猛烈拥抱对于她的护理工作来说，就像压舌板、体温表和注射器一样必不可少。

然而，她的这次拥抱与其说是安慰了我*还不如说是惊吓了我，我说‘他现在？”

“情况很好，克里斯。他还在坚持着，我觉得他是为了你而在坚持着。”

我走向附近的紧急楼梯，当楼梯井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时，我意识到此刻在底楼的安琪拉又打开了走廊的电灯。

楼梯井内的灯光并不很亮，尽管如此，我还是赶快往上爬，并没有摘下我的太阳镜。

在楼梯顶部的三楼走廊里，赛斯•克里夫¥在等我。他是爸爸的医生，也是我的医生之一。虽然他个头高高的，圆圆的肩膀宽得似乎足以插进医院凉廊的拱顶，但他总能设法避免赫然耸现在你的上方，他走起路来跟比他块头小得多的人一样文雅，他的嗓音跟童话故事里温柔的小熊一模一样。

“我们在给他止痛，”克里夫兰医生边说边关掉头顶上的荧光灯，“他一会儿昏迷过去，一会儿又清醒过来。但他每次清醒过来都要见你。”

我最终摘下眼镜把它放进衬衫口袋，匆匆地沿着宽阔的走廊走过一间间的病房。病房内，患有各种疾病。处于病程各个阶段的病人，有的麻木地躺着，有的坐在床上靠在盛有晚饭的托盘跟前。那些看到走廊灯光熄灭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我走过敞幵着的房门时，他们便停止吃饭盯着我看。

在月亮湾，我是一位身不由己的名人。在名正式居民和阿希敦学院（坐落在城镇最高处的一所私立文科学院）的近名学生中，我恐怕是唯一一位姓名人人皆知的人，全都因为我过的是夜间生活。然而，熟知我姓名的我的这些同镇同胞却并非人人都亲眼看见过我。

我沿着大厅前进，大多数的护士和助手们都呼一声我的名字或者伸出手来碰我一下。

我觉得他们跟我很亲近，这并不是因为我在个性上有什么特别的胜人之处，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爸爸——像实际上真正了解他的人那样地喜欢他，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而我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想治愈和护理好的长期对象。我—辈子需要治疗，可我又是他们——或者别的任何人一部无法治愈得了的。

爸爸住在一间准私人病房里。此时那第二张床没有病人住。

我在门槛前犹豫了一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口并未真正使我坚强起来的气，接着走进病房，随手关上门。

软百叶窗条关得紧紧的，在窗帘的边缘，光滑的外框在渗进的夕阳余晖的作用下发着桔黄色的微光。

在靠近人口处的那张床上，爸爸看上去像一团阴影。我听得到他那浅浅的呼吸。可是我讲话时他没有应声。

他只有一部心电图描记器在监护着，为了不搅扰他，发音信号被关掉了，只有高速电子显像管上的一条跳动着的绿色光线在跟踪着他的心跳。

他的脉搏快而弱，我紧盯着看，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心律不齐，我大吃一惊。然后又稳定了下来。

在床头柜下面的两个抽屉内有一只丁烷打火机和一个玻璃杯，杯内有两支直径三英寸的月桂果蜡烛。对这些东西，医护人员佯装不知。

我将蜡烛放到床头柜上。

我因身体条件所限而获得不执行医院规定的这种豁免权，否则，就只能坐在一片黑暗之中了。

我违反消防规则将打火机打着，点燃一根烛芯，然后，又点燃另一根。

或许，帮助我赢得这种豁免权的还有我的奇怪的名声。在现代美国，你不能低估名声的力董。

在晃动着的柔和光线下，爸爸的面孔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他双目紧闭，在张着嘴巴呼吸。

按照他本人的吩咐，没有采取什么特殊措施来维持他的生命，连人工呼吸器都没有使用。我脱下茄克和印有“神秘号列车”标记的帽子，把它们放在一张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

我站在床旁离蜡烛较远的一边，用一只手抓住爸爸的一只手。他的皮肤冰凉，薄得像一层羊皮纸。双手瘦骨嶙嶙，指甲黄黄的，有裂口，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

他的名字叫史蒂文斯诺，他是位伟人。他从未贏得一场战争，从未制定过一条法律，从未创作过一首交响乐，也从未像他年轻时所希望的那样写过一本名小说，但他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将军、政治家、作曲家和任何的获奖小说家都更伟大。

他伟大，因为他很善良。他伟大，因为他谦卑、温柔、充满笑声。他跟妈妈结婚年，在那充满诱惑的漫长岁月里，他对妈妈一直忠贞不渝。他对她的爱一直熠熠生辉，以致于在我们家，虽然在大多数的房间里不得不保持光线暗淡，但处处却总是显得要多明亮有多明亮。作为阿希敦学院的一名文学教授——妈妈生前也是该学院的一名理科教授一爸爸是如此地受到学生的爱戴，在他们离开他的教室几十年之后仍旧与他保持着联系。

虽然我的病痛从我出生之日（那年他本人才岁）起就缠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从未让我一丝一毫地感到他因为生了我而后悔，我对他而言，永远是百分之百的欢乐，是不折不扣的骄傲。他生活端庄，毫无怨言，他无一例外地赞颂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过去他曾经既英俊又健壮，可现在，他骨瘦如柴，灰色的面孔憔悴不堪。看上去他比自己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癌症已经从肝部转移到淋巴系统，再向其他器官扩散，直至弥漫全身。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他浓密的银发已脱落了许多。

在心脏监视器上，绿色的光线开始在底部飘忽不定地晃动，我惊恐地注视着。

爸爸的手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起。

当我再看他时，他睁开自己那蔚蓝色的双眸盯着我看，像往常

一样地专注。

“水？”我问道，因为他最近总是嘴唇焦千，显得口渴。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尽管他听起来还是口干。他的声音轻得跟耳语差不多。

我不知讲什么是好。

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家里总是话声不断。爸爸和妈妈跟我谈小说，说电影，讲述政客的愚蠢；我们还谈论诗歌、音乐、历史、科学、宗教和艺术；我们也谈论猫头鹰、编蝠、招潮蟹以及其他一些与我共享夜晚时光的生灵。我们的谈话从与人类生活状况有关的严肃主题到邻居的浅薄饶舌，无所不包。在斯诺家里，无论什么体育活动，不管它多么狂热和令人振奋，只要它不包括我们天天锻炼的舌上功夫，都被看作是不恰当的。

然而现在，在我最不顾一切地要向爸爸敞开心扉之时，我却语塞了。

他微笑着，好像他理解我的窘境并且欣赏其中的讽刺意味。

然后他的微笑消失了。他那菜色的瘦削脸庞变得更加憔悴。实际上，他已被病魔折磨得如此瘦骨嶙嶙，当一阵气流从烛火上吹过时，他的面孔看上去跟池塘水面浮动着的粼粼波光一样虚无缥缈。

在摇曳着的烛光变得稳定下来之后，我感到爸爸显得很痛苦，然而当他讲话时，他的嗓音里所流露出的却是不安和愧疚对不起，克里斯。真是太对不起了。”

“您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我一边劝慰他说，一边在想：他神志是不是清醒，他是否是在髙烧和药物的作用下在说胡话。

“有关遗传的问题，很抱歉，孩子。”

“我会生活得很好的，我能自食其力。”

“不是钱。那足够用的，”他说，本来就很低的声音变得更低了。话语从他的嘴边滑出来几乎就像蛋清从打破的蛋壳里滑出来一样无声无息。“是另一种遗传，一种来自***妈和我的，叫着色性干皮症。”

“不，爸，这您事先是无法知道的

他又闭着双目。话语就像生蛋白一样済淡透明广我实在抱歉……

“是您给了我生命。”我说他的手在我的手里已经变得软弱无力。

一瞬间，我以为他咽气了，我的心冰冷地往下一沉。

但是心电图描记器的绿色光线所跟踪显示的心脏搏动表明，他只是再次失去知觉。

“爸，是您给了我生命。”我重复着，因为害怕他听不见我的声音而心慌神乱。

当初我的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携带一种隐性基因，这种基因在人群中的携带率仅为两万分之一。这样的两个人相识、相爱、再生育子女的概率又仅为百万分之一。即使到了这一步，还必须二者同时将基因传给后代才有可能触发灾难，而发生这种情况的机率又只有四分之一。

就我的情况而言，父母双双全部中彩了，我患上了着色性干皮症——简称——种罕见的、死亡率很高的遗传性疾病。

着色性干皮症患者极易患上皮肤和眼部癌症，即使是短暂的日光照晒——事实上任何紫外光，包括来自白炽灯和荧光灯的——对我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所有的人，其细胞内一种叫脱氧核糖核酸的遗传性物质都会遭到阳光的伤害，并引发黑瘤及其他恶性肿瘤，但正常人的体内拥有一种自动修复系统：酶能将被损害了的核苷酸部分淸除，并用未受损害的脱氧核糖核酸取而代之。

然而在着色性干皮症患者身上，酶不起作用，修复工作无法完成，紫外线诱导的癌症极易发生，且来势很猛，并会很快转移失控。

在美国亿多万人口中有万多侏儒；有万人身高在英尺以上；百万富翁的数字高达万，还有万人在今年就要取得这一快活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每个月我们的公民中也会有人遭到雷击。

患有着色性干皮症的美国人不足，而生来就有此病的人每年还不足。

这个数字很小，其部分原因是它属于罕见病症。此外，我们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活不长这一实际情况也限制了患者队伍的规模。

大多数熟悉着色性干皮症的内科医生都以为我活不过童年，很少有人敢打赌说我能活过青春期。到了岁我还是活得好好的，对于这一点，当初是谁也不会就此认真下注的。

只有几个色干人（这是我对我们这一类人的称呼）比我年龄大，还有几个比我大得多，而大多数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在忍受着与此病有关的进行性神经毛病，头部或手部颤抖，听力丧失，讲话含糊不清，甚至精神障碍。

除了对光线要保持警惕之外，我跟别的任何人一样正常，一样健全。我不是白化病人，我的双眼血色很正，我的皮肤有色素沉着，尽管比起加利福尼亚海滩的男孩子们来，我的肤色要白得多，但我不是死鬼那样的苍白，在亮着烛光的房间里，在我所生活的夜幕下，我甚至令人惊奇地显得皮肤黝黑。

能够保持现状生活过来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的一份宝贵礼物，我认为我是在最大限度地用好用足我的现有时间。我热爱生活，在别人指望快乐却没什么人愿意主动去寻找它时，我却能找到快乐。’

公元前年，诗人贺拉斯曾说过，“只争朝夕，不要信任来

我是只争夜晚，我驾驭夜晚就像驾驭一匹大黑马。大多数朋友都说我是他们所认识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快活对我来说就是选择或者摒弃。我拥抱快乐。

然而，没有我这特殊的父母，我可能就得不到这种选择权了。为了不顾一切地从危险的光线下保护住我，爸爸妈妈急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得时时刻刻地费精劳神，毫不留情地保持警惕，直到我长大明白了自己的困境才好一些。我之所以能存活下来，他们无私的警惕性起了无法估M的作用。而且，他们给我以爱一以及对生命之爱一这使得我不可能选择压抑和绝望，不可能选择一个遁世幽居的生存方式。

妈妈逝世得很突然。虽然我知道她明白我对她的深厚情感，但我总是幻想着自己能有机会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面向她充分表达。

有时夜晚外出站在光线暗淡的海滩，当万里星空使我感到既面对死神又不可战胜之时，当风声停息甚至海浪撞碎在海岸上大海也缄默不语之时，我告诉妈妈她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但我不知道她是否能听到。

现在爸爸——仍旧跟我在一起，但愿他只是虚弱而已——在我说“是您给了我生命”之时听不到我的话，我真害怕他会在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诉说当初我没捞到最后机会向妈妈诉说的那一席话时就离开人世。

他的手软弱无力，没有温度，可我还是紧紧抓住它，似乎这样做就可以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好让我向他从容告别似的。

在软百叶窗的边缘，随着阳光洒向海面，窗框和窗棂由桔黄色逐渐变得火红。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会直面落日，那就是如果我患了眼癌，然后在我死亡或者失明之前，我会在某个傍晚来到海边，面对着那些我永远也去不了的远方亚洲帝国站立着，在薄暮将尽时刻，我将摘去太阳镜亲眼看着日光消逝。

我只能眯着眼看，因为光亮使我眼痛，其效果既猛且快，我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灼伤在扩展。

随着百叶窗边缘血红色的亮光变深变紫，爸爸的手在我的手里捤紧起来。

我低头看去，见他睁开双眼，于是便想将心里的一席话全讲给他听。

“我知道。”他轻声说。

当我情不自禁地讲述那些多余的话时，爸爸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紧得我说不出话来。

他对默默震颤着的我说记住……”

我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于是我把身体倾向床沿将耳朵紧贴着他的嘴唇。

轻轻地，然而充满义愤和反抗，他给我以最终的指点什么也别怕，克里斯，什么也别怕。”

然后他就走了。心电图的光线跳动了一下，又跳动了一下，然后成了一条直线。

唯一移动着的光亮是烛光，它在黑色烛芯上晃动着。我不能立即放开他已经松弛下来的手，舞吻着他的额头和粗糙的面颊。

再也没有光线从百叶窗边缘渗透迸来了，世界已运转着进人黑暗，并以此来迎接我。

门开了。他们照例关掉了最近的一排荧光灯，走廊里唯一的光亮就是从走廊边上其他病房内射出的灯光。

长得几乎跟门一样高的克里夫兰医生进了病房，他神色沉重地来到床脚跟前。

安琪拉弗里曼紧随其后，她迈着矶鹞一样的快步，一只指关节突出的瘦拳头举在胸前，她耸肩隆背，一副防御性姿势，似乎病人的死亡就是对她本人身体的沉重打击。

病床边的心电图描记器配备有一台遥测仪，它能将爸爸的心跳情况同时传送给楼下大厅护士办公室的一台监护器。因此爸爸悄然辞世时她们立刻就知道。

医护人员来时没有带充满肾上腺素的注射器，也没带便携式除纤维颤动器以期以振动方式恢复他的心搏。正如爸爸所希望的，不需要大动干戈地进行抢救。

克里夫兰医生的面部特征长得与严肃场合很不相宜。他两眼洋溢着欢快的神情，丰满的双颊红润润的，活像一个没有胡须的圣涎老人。他努力使自己表现出深切的悲痛和同情，可实际上展现在人面前的只不过是一副糊涂相。

不过，他的情感却很明显地体现在他温柔的嗓音中，“克里斯，你还好吗？”

“还是老样子。”我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