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1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盐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总稽核张伯驹正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168弄的家中享用夫人精心准备的早餐,突然间铃声大作,电话里有人告诉他,从北平来的朋友已经坐船抵达上海码头,要他前去接人。
电话里说的这位朋友姓卢,是张伯驹的同乡好友,见面不多,却素有来往。放下电话,张伯驹面露喜色,早餐也不吃了,收拾收拾,就要出门。夫人潘素将一只黑色公文包递到他手中,笑盈盈地说道:“今晚早些回来,我要烧几个拿手菜为卢先生接风。”
张伯驹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交代司机孔庆和先去外滩码头,然后再送他去盐业银行上班。
孔庆和点点头,汽车缓缓地朝着弄堂口方向驶去。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突然蹿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拦住了去路。孔庆和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他们一把拽下了车。
“你们要干什么?”张伯驹又惊又怒。可是,没有人理他,两个黑衣人迅速钻进后排,一左一右地将他夹在中间,另一个跃入驾驶室,一踩油门,汽车顿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了出去……
孔庆和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潘素。那时的潘素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话未听完,已经吓得一脸煞白。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法国巡捕房的电话。
巡捕房大为震惊:谁这么大胆,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公然劫人?何况劫走的还是一介社会名流。巡捕房立即出动,展开了搜查。上午10点45分,他们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508号门口发现了一辆被舍弃的黑色汽车,正是张伯驹的车,可是车内空空如野。随后,他们又在租界内进行了严密的排查,依然查无所获。张伯驹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刊登在了上海《申报》上,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猜是日本人干的,也有人说是黑道敲诈勒索,甚至还有人怀疑是个人恩怨……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使整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2、
被绑的张伯驹到底是什么人呢?这起绑架案为何会惊动整个上海滩?话还得从张伯驹的身世说起。
张伯驹官宦世家出身,父亲张镇芳是清朝处设在北平。按理说,有着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张伯驹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将前途无量。可是,张伯驹和普通的富二代不同。他自幼熟读诗书,才华横溢,尤其偏好诗词、戏曲和字画,甚至为了成全自己的爱好,丢掉了袁世凯给他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职位,这让张镇芳伤透了脑筋。为了不让儿子继续“玩物丧志”,张镇芳让他顶替自己当上了盐业银行的董事,并强迫他去上海分行挂职上班。可没想到的是,张伯驹依旧“不务正业”,该学的业务不上心,反倒对抵押在银行的清廷文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步入中国收藏界。张伯驹对文物研究颇深,并且眼光独到,只要他看上的古董,从不讨价还价,很快张伯驹就在北平上海两地的收藏界声名鹊起。
那么,究竟是谁绑架了张伯驹呢?地痞流氓?还是收藏界的竞争对手?潘素的心里翻滚着巨浪,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一步也不敢离开电话机,她知道,绑匪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跟她谈条件。
傍晚时分,电话终于响了,从里面传出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要救张伯驹,速拿200万大洋赎人。”
潘素的心一下收紧了。这200万大洋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所有的钱款不久前买了藏品《平复帖》,哪里还拿得出这么大一笔钱?
“没钱?没钱就拿国宝级文物来交换!”不等潘素回答,对方“啪”地一声将电话挂断了。
潘素这下明白了,绑匪想要的不是钱,而是稀世珍品《平复帖》。
《平复帖》乃西晋大书法家陆机所作,是中国留存最早的纸本书法,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为了得到此帖,张伯驹可算费尽了周折。
《平复帖》早年收藏在清宫内府,后来流落到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手中。张伯驹曾经一心求购,可溥儒开价20万大洋,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只好作罢。1936年,张伯驹突然听说溥儒收藏的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之手流失海外部长之职的傅增湘帮忙,终以4万大洋的价格达成协议。张伯驹一次性付了2万大洋,剩下的2万靠潘素变卖首饰才得以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