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儿响叮当

我和刘长元都是自行车发烧友。我们每天结伴上街时，都会把车铃按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我们的车永远是崭新的，特别是刘长元的车总是擦得油光锃亮，每每有太阳直射过来，看吧，刘长元车的前后车轮就像镀上了一层金，那么耀眼。

我们的工作是来往于全市各大电影院，将32毫米电影胶片两三卷地倒腾回来。干我们这一行的被称为电影串片员。

刘长元有个习惯，就是任何时候，不论前面是否有行人，总是把车铃按出一阵阵声响。

如果是他当班的话，他将车骑至那家电影院门前，会将铃盖卸下来装进兜里，骑上时再拧上。为了避免刹车把车圈刮出伤痕，刘长元还自掏腰包配了一副抱闸。

他真的很爱他的车。逢有阴天下雨，他一准儿会将车扛进楼里，决不会让它遭受雨水的侵袭。只要是阳光明媚的天，他就会打来清水，一遍遍反复擦拭他的车，直到把每一根辐条都擦得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他还剪了塑料小红花贴在辐条上，每逢在街上骑过，看吧，那车轮带动的小红花就像色彩斑斓的一面镜子，闪得行人纷纷行注目礼。

刘长元是我们那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他喜欢留长发，他的长发就是他的标志。每当铃声响过或者车有个颠簸，他的长发一准儿会很飘逸地跟着颤几颤。这种招牌式的动作曾吸引了一些女孩子的注意，但刘长元却不以为意：“我要找一个配得上这辆车的人！”

刘长元的车是凤凰牌的，开始单位给配的是金鹿，但刘长元心血来潮，硬是自己添了些钱换成了凤凰。

将车骑到那家电影院门前，刘长元会小心翼翼地给车上两把锁，然后“噔噔噔”上楼直奔放映室，将电影机转完的电影胶片夹在腋下，再一溜儿小跑下楼，非常谨慎地将胶片放进车后架上横搭着的两个帆布袋中，再轻手轻脚地开锁。刘长元的动作很慢，但他骗腿儿上车，按响车铃，就会一路欢歌，飞快地驶回我们自家的电影院。

我们那时很受大家的瞩目，只要回来的时间晚了，就会有大批观众聚集在电影院门口等。

刘长元很少有串片晚点的时候，不论路上的车况有多复杂，他矫健的身影会极安全地穿梭于各种车辆之间，像离弦的箭一样快速。有几次，刘长元出神入化的骑车水平，惹得在楼上窗口里翘首以盼的经理也冲他竖起大拇指。

那年冬天，刘长元的爱情不期而至，而缘由就是他大师般的车技，简直把堵在电影院门口焦急等待的观众看傻了。

那是雪后的一天。路面像镜子一样光可鉴人，而刘长元骑在上面却像在舞蹈。他左拐右绕，车轱辘就像被吸住了一样在镜面上打滑。特别是电影院门前的广场一带，连日来，已经有多人在那儿跌过跤了，刘长元却把车骑得像箭一样快。待车到门口，他两条腿着地，“吱”的一声站住了，那个稳哪。

观众中就有人带头鼓起了掌。这还不打紧，电影散场后，居然有个姑娘大胆地在楼梯口截住了刘长元。

“我家在老八道那儿，你能送我回家吗？”

刘长元事后回忆说，他当时幸福得都晕了，因为那姑娘实在漂亮。姑娘叫闫青，之后他们就成了一对儿。

每次看完电影回家，闫青都会在车后座上把头幸福地靠向刘长元的后背。他们甜蜜的身影一直是我眼里难以忘却的风景，直到他们结婚生子，我还常常津津乐道于那一幕。

后来，我和刘长元各奔东西。我进了一家乡镇企业，刘长元则做起了买卖。开始，我们还常有一些联系，但由于太忙，相聚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结果就有那么一天，我见到了坐在自家汽车里的刘长元。他们夫妻俩都明显地发福了，特别是刘长元，还剪了个板寸头，脸上肥嘟嘟的都是肉。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可胖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闫青不满地瞥了他一眼：“可不是，都成肥猪了！”说着，从鼻孔里“哧”了一声。

刘长元好脾气地一乐：“我成不成肥猪无所谓，只要你感到幸福就行。”

闫青撇了撇嘴，没吱声。

再见到闫青是在多年以后。她伤感地告诉我，她和刘长元离婚了。她没有告诉我原因，我也不方便问。倒是闫青的一句话让我浑身打了个战：“其实，我更怀念他骑车带我那会儿，多潇洒呀！”

我看到闫青的眼里闪过一丝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