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国是一条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没有硝烟弥漫,也不大适合被搬上银幕。在拨云见日那天到来之前,这条路上充斥着黑暗与孤独,质疑和阻挠。筚路蓝缕,李四光一步步地走,每一步都精确到“0.85米”,将它留在肌肉记忆里。他对学生说,搞地质研究要到野外考察,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长度都要相等”。
蔚为国用
1905年,李四光参与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亲口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这8个字,后来也成为李四光求学与创新征程上的核心信念。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李四光愈发感到“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秽气,计算年龄还不太大,不如读书十年”。他看见“科学报国”的时机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919年,李四光获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导师包尔顿教授劝他在英国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但时逢“五四运动”爆发,祖国的革命热潮深深吸引着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弃了高薪邀请,途经欧洲,辗转回国,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拒绝蒋介石
早些年在北京大学的日子里,为了弄清楚中国煤矿资源的分布情况,除教学外,李四光数年如一日地持续研究一种蜓科化石。地质学的重大突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北京大学的教学一度中断。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李四光担任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然而,由于战乱,地质研究所不仅物资不到位,还不得不多次搬迁。李四光等人常常扛着“地质研究所”的牌子在大马路上跑来跑去,直到1932年位于南京鸡鸣寺路的办公楼建成,地质研究所才最终安定下来。1944年8月,桂林沦陷,李四光逃往重庆避难。蒋介石正在重庆,一直很欣赏李四光,遂邀请他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但李四光一口回绝:自己是搞科学研究的,不会当校长。
拒绝了蒋介石,李四光却主动到最得意的学生朱森执教的重庆大学讲课,并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要自强,先破茧
根据长期以来占据石油界的主流理论“海相生油”论,西方相关领域专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土地大都属于陆相地层,不可能有良好的石油资源。
这时,李四光则从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中做出一个大胆推测:东北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跟亚细亚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带地质结构。亚细亚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也应该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1955年1月,寒冬中的东北松辽平原,一支考察队正在进行地质勘探。
这支队伍的带领者,就是已66岁的李四光。那时,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工业血液”——石油依然十分短缺。一年前,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报告里指出,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是最有可能含油的地区。
可惜,东北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复杂,3年过去,漫长的勘探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宵达旦的研究与不舍昼夜的勘察,让李四光患上了肾病,中央决定暂时让他到杭州疗养。
就在李四光动身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线报告。一些勘探队的同志准备把普查队伍拉到外省,与此同时,另一些队员依然坚信李四光的推断,坚守东北平原。
李四光当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计划,回到他的勘探队。这支队伍的长期驻扎,带动了越来越多地方干部、青年的加入,广阔的东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国第一支石油探测尖兵。终于,1959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和地质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发现了棕褐色油龙,第一股“工业血液”直冲蓝天,挺起了共和国的油脉脊梁。
李四光从理论上彻底击碎了“中国贫油论”,并且运用自己的理论预测,精准判断了中国的石油分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预见和突破。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数年后,当中东地区战火频繁的时候,当能源危机的言论屡屡被提起的时候,李四光那句慨叹仍然声声在耳:“作了茧的蚕,是不会看到茧壳以外的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