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奸”名遮蔽的蔡京

[ 历史故事 ]

在元代脱脱等编撰的《宋史·奸臣传》中,蔡确、章惇、蔡京、蔡卞、吕惠卿、曾布皆赫然在列。蔡京当然有“奸”的一面;蔡京也有不那么“奸”的一面,遗憾他的光亮,被一条脏污的“奸”名抹布覆盖了。

对王安石新法在承续基础上又有突破性创造者,当数蔡京。首先,蔡京在相位近二十年,有职权且花样翻新地推行“新政”,虽然中间几经波折;其次,蔡京干坏事、干好事都手段霹雳,有超强的执行力,是能干大事、干成大事的人。他的执行力,应该不亚于王安石。

大臣侯蒙曾在宋徽宗面前评价蔡京:“若心术正,当为千古贤相。”“心术”正歪,与为臣“贤”否,当然有关联。但在宋徽宗眼中,“心术”如何,只要不涉及忠诚,不威胁到其龙椅的稳定性,是无关紧要的。宋徽宗最需要的是“能”——治国理政的能力。

“崇宁兴学”

先说兴学,史称“崇宁兴学”。早在哲宗亲政、章惇即将任相时,蔡京就曾于道途中拜谒踌躇满志的拟任宰相,从衣袖中“出一轴以献(章)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但章大人心不在此,拒绝了他的良谋:“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

到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相,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上疏建议天下兴学,获准。这份奏疏所奏的内容,可视作兴学的一份总体设计、规划:

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开置学养士,如允所请,乞先次施行。一乞罢开封府解额,除量留五十人充开封府上着人取应外,余并改充天下贡士之数……一乞置州学,并差教授二员。一乞增置田业养士,应本路常平户绝田土物业,契勘养士合用数拨充……

依蔡京“起请”,宋徽宗下达了一系列兴学的诏书。“崇宁兴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兴学的范围、数量、体系,都超以往两次兴学,形成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据大观三年(1109)朝廷统计,全国24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人,学舍有95298楹,各地学田计105990顷,形成“旷古未有”的规模。

令人惊叹的是,还同步设有六类专科学校: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后三个门类为崇宁时期首创,中国美术院校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更为惊叹的是,对书学、画学考试,已经立出不同的等级标准。至大观元年(1107),原科举取士旧制废除,悉改由学校升贡。学生通过学校层层升级,最终经殿试进入政府授以官职。

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再来看看宋徽宗、蔡京时期创设的对鳏寡贫病老弱者的社会救助机制。

在大雪飞扬的街头,一队巡视巷陌的小吏,看到一位拄拐佝偻行乞的老人,立即向前,将之搀扶到一个专门的处所,交给那里的管理人员,这个处所名为“居养院”,相当于今日所称的福利院、养老院;当小吏们发现道侧已倒毙在寒风冰凌中的死者,则用麻布将尸体包裹,抬送到另一处所,这个处所名为“漏泽园”,相当于今日所称的公墓。还有一个处所名为“安济坊”,是官办的医疗诊所,专门收治那些贫病无钱诊治、无人护理的老者。

对这些,南宋的朱熹不吝赞词:“崇宁、大观之间,功成治定,惠泽洋溢,隆盛极矣。而上圣之心犹轸一夫之不获,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

崇宁五年(1106)八月,尚书省报告:有江南西路官员发现某些漏泽园管理不善,导致有逝者“埋瘗不深,遂致暴露”,于是下诏“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管理精细到此种地步,不能不为之一叹!

理财·敛财

无论是君臣共享“丰亨豫大”,还是为民施仁政,都离不开一个东西:钱币。蔡京具有超强的理财能力,因而虽几番被罢,又几番被重新起用。

蔡京施行的经济变革是理财或敛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历来争论不休。诸如蔡京发行“当十钱”,即比当时的“当二钱”用料少、面额更大的钱币,遭遇的阻力最大。赵挺之、张商英取代蔡京任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废铸“当十钱”。“当十钱”只是在部分地区推行,确实为中央财政带来滚滚财源。但在今日看来,发行大额货币,几乎是全世界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

蔡京的经济变革,还涉及茶法、盐法、漕运与方田法等。仅就茶法而言,有宋一代屡经变革,因其中有巨大市场空间和商业利润。政和二年(1112),蔡京对茶法进一步改革,形成了一整套政府与茶商共同购销茶叶的流通系统。首先由政府指定部门印行“茶引”,“茶引”是购销茶叶的合法凭证,商人必须首先向政府部门购买“茶引”,才能据此去茶叶产地以低价向茶农批量购买茶叶,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提价销售。对茶商的购买量至销售情况,政府都全流程严密监控,并从中抽息,这就相当于现代政府的税收了。此种经营方式,也可称作“公私合营”。面对宋代庞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仅此一项就给政府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此蔡京任相期间,宋徽宗的府库里是不缺钱的。面对堆积如山的钱币,皇上看到了蔡京理财(敛财)能力,也自然就滋生“有钱不享受更待何时”的念头。

也许会让人感到奇怪:既然蔡京有如此超强的理财(敛财)能力,为何未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反而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居然不堪一击。既然蔡京有办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仁者”之心,为何面对元佑党人,乃至同党的异己分子时却是那样冷酷无情、手段凶残?那个熟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幼童蔡京,与登上宰辅大位的蔡京,还是同一个蔡京吗?

也许有的问题很幼稚,有的问题很可笑,有的问题不是问题,那就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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