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活越小

谁也不相信国良就这样倒了！怎么可能？他刚过六十岁。

国良在新开集贸市场外面搞了个卖日杂的门店，上下两层，生意红火着呢。那天下午一对夫妻到店里买碗，他上二楼搬一箱下来，走到楼梯最后一阶时突然松了手。楼梯口一地碎片。

在医院拍了个CT，是脑血栓。村民说血栓就是一块刚搅拌出来的混凝土，而脑子里面的神经就像千丝万缕的电线，电线的一头连着人身体的耳、鼻、嘴、腿、手、眼睛。这坨软塌塌的混凝土压住哪根神经，哪一头的物件就不好使。国良脑子里的“混凝土”不是一块，是两块，右半边的手脚就像脱了骨一样撑不起来，嘴巴甭想吃个饭，空落落的嘴巴直流涎水，半边衣襟总是湿答答的。

国良这娃德行好，村里人总这么说。到他店里买东西，价格便宜，有时候还送货上门，手头不方便的村民还能赊账。村民见他得了这个病都是叹息不止，不应该呀。

国良是独生子，国良六个月大，他妈就开始教他说话。小国良咿咿呀呀的，不知在说啥。“不着急，宝贝，慢慢说。”她抚摸儿子的小脑袋安慰着。国良学走路，不小心摔了，赖在地上哇哇大哭，她连忙抱在怀里，轻拍他的背道：“摔一跤，长一长，宝贝不哭。”国良一岁半开始说话，两岁开始走路，八岁还吊在他妈的奶头上。

高中毕业后，国良在镇上卖凉席卖饺子篾，摊子越干越大，开了间日杂店。后来找了个南村的媳妇叫细绒。细绒第二年就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宝娃。宝娃比他聪明，像媳妇。有了儿子，两口子挣钱的心劲更大了，隔三差五去六十里外的县城进货。有一回下大雨，货车滑到沟里，一车瓦罐倒了下来，国良倒在碎瓦罐里，额头上留下半个碗大的伤疤。

宝娃会读书，考上211大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前两年夫妻俩给宝娃办了个隆重的婚礼，村里人的眼睛都被亮瞎了。

再后来，国良在村外建了个二层楼，外墙贴了金色瓷砖，搞得像个别墅。老太太依旧住在老院里，守着她一辈子的家。国良请了多少回老太太都不肯过去，说躺在土炕上熨帖，摸着老家具顺手。他给老太太装修了一间房子，派人把老家具拉过来。但是家具过去了，老太太就是不肯挪窝，他又把家具送了回去。

这些日子虽然平常，但顺心顺意。

国良从医院回来，以六加七的造型右手搂在胸前，脚是一步也走不了了，一起身直往右倒。勤快了一辈子，临老了手脚不利索，吃个面条子，一半在嘴边，一半掉在桌上。细绒给他围个罩子，罩子上总是滴滴答答湿一片。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用好手摔东西，用坏嘴骂人。咿咿呀呀的，听不清他在骂啥。儿子小两口在北京打拼，只有放长假才回来。细绒带着国良在日杂店，一边卖东西一边照顾他。每次顾客多了，国良的事就来了，啊啊地叫唤着要上厕所。厕所在二楼，腿脚好的时候还行，现在就得推着他到公厕去。难哪！

日杂店不能关门，细绒给他请了个男保姆。男保姆不会做饭，帮他上了厕所，就拐到街上和老头们下象棋去了。整天对着一个不能说、不能动的人，人家也郁闷不是？后来换个女保姆，女保姆不肯给他喝水，喝多了尿多，人家也不方便。

老太太来了，摸着儿子的手一眼不眨地看着他。国良“哇”的一声哭了。这一哭停不下来，后来倒是停下了，半个嘴张在那里不会动。老太太快九十岁了，不会用他这边的现代电器，就把国良带回了老宅。

就这样，国良又回到六十年前生他养他的老地方，就像婴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儿什么都没有，但又什么都有。

老太太倒了一盆热水，把国良的手泡在盆里，慢慢地搓呀洗呀，撩起水给他一下一下洗脸。然后扶儿子坐下，给他剃光了头，前面只留三撮毛。她蒸了鸡蛋羹，热了一袋奶。蛋熟了，给儿子系了一个围嘴，一勺一勺地喂他，一如当年。国良困了就睡在老床上，老太太给他盖好被子，轻拍着他的身子，哼起过去的调儿，“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的神仙停一下，一觉睡到大天明。”国良醒了，老太太慢慢地给儿子穿上衣服，扣好鞋子，搀着他在院子里一步一挪地蹒跚学步。国良挪得急躁，撑不住，和老太太一起摔倒在地，他仰天呜咽。老太太顾不上身上的疼痛，抚摸他的脸哄道：“没事没事，宝贝。慢慢来，走多了就会了。”

走累了，老太太搬个圈椅让国良坐下。她坐在对面，让儿子看着她的嘴型，教他说“妈妈”。国良一张嘴，涎水就流出来，他号啕大哭，衣襟全湿了。老太太用袖子给他擦鼻涕擦嘴巴，完了又让他学说“妈妈”。她用高粱秆给儿子做了个竹蜻蜓，儿子攥不紧，竹蜻蜓栽在地上。老太太一遍遍地搓儿子的手，搓热了，把竹蜻蜓放在他手里。国良攥不紧，竹蜻蜓又掉了。

国良又哭了，鼻涕和着涎水流下来。老太太一点点地擦干净：“儿啊，不着急，慢慢就长大了。”她又笑道：“我养大过你一回，第二回就容易多了。”老太太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脸紧贴在她干瘪的胸口。

“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