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担任海丰县农会会长

在97年前的今天，1923年1月1日(农历1922年11月15日)，彭湃担任海丰县农会会长。彭湃像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像1923年1月1日，广东海丰县成立农会，彭湃任会长。彭湃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领袖。早年曾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归国不久即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头戴斗笠，深入农村，决心从事农民运动，被广东农民誉为“农民王”。彭湃(1896年-1929年)广东省海丰县人。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1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赴广州领导农民运动，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届、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和农讲所骨干教员。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卖被捕，30日壮烈牺牲。彭湃:海归富家子变身“农运大王”延伸阅读：彭湃海归富家子变身“农运大王”延伸阅读：彭湃海归富家子变身“农运大王”1929年8月24日，我的父亲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8月30日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那一年，我才4岁，我的弟弟不到2岁。虽然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细节已无法记忆，但是老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富强而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他们伟大而神圣的理想，庄严和崇高的境界，却一直激励着我们。留学归来关注广阔农村父亲出生于广东海丰一个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家里虽然富有，但父亲目睹国家贫穷落后，民族积弱被欺，农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为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父亲于191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他对友人陆精治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那时正是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兴盛之际，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早传播社会主义的地方，李大钊、陈独秀等也在此求学。他在那里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克思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最终选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以变革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他毕生献身的理想及事业。父亲毕业回国后，在家乡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利用担任海丰教育局长的机会，锐意整顿教育，聘用思想进步的留学生当校长、教员，倡导教育为劳动者服务，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官场里自然是容不下的，不久，他辞职，开始将时间和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农村，“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还田于民创建红色政权一开始，他穿着学生装、戴着白通帽去跟农民接触，人家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都躲得远远的。于是，他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泞小路到村间和农民谈家常、交朋友。他还帮农民拔草、车水、舂米，一边劳动一边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7月，他在海丰建立了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父亲对理想的实践，是无私而彻底的。他将自家田契当众焚烧了，将田产统统还给农民，这位地主家的四少爷，成为彻底的无产者。受他的感染，他的三哥、七弟、妻子、侄儿后来均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战士。他为农民争取权益、办农民教育，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农民兄弟称他为“彭菩萨”。短短5个月后，海丰农会会员已达2万余户。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了，父亲起草了农会章程，提出“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的总农会奋斗纲领，农会很快在广东省遍及。1924年春，父亲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同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我父亲的提议，决定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父亲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并在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兼任教员。1925年9月14日，父亲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这届学员的招收范围扩大到全国8个省。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父亲向学员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等十二条农民运动注意事项。毛泽东将我父亲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并在序言中指出:彭湃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规定为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1926年，海丰县农会会员达25万之众，占全县总人口65%。海丰出现了政治清明、物价低廉、路不拾遗、地主不敢收租、农民收获归自己、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气象。当年《少年先锋》记者杨白实地采访后，称海丰为东方“小莫斯科”。1927年8月1日，父亲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随军南下潮汕，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亲临前线参战。1927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广东省海丰建立。临终写信要求停止营救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向敌人告密，父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的帝国主义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他们被捕当晚，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设法营救，后因时机耽误，未能成功。8月30日，敌人对父亲施以酷刑，将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同杨殷等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让党组织停止营救，让“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当天下午，即将就义的父亲将身上的衣服赠给难友，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之后他们高唱着《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坚定从容地走向刑场。家人罹难百姓冒死育孤海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国民党实行斩草除根政策。父亲的祖居被敌人烧了，国民党四处搜捕彭家的亲属。我大哥彭干仁和我，还有刚出生的弟弟赤红(后名彭洪)都埋名隐姓，分别被老百姓隐藏了起来。1928年，我母亲蔡素屏(当时任海丰苏维埃妇女协会主任)不幸被捕。敌人用铁丝穿透她的双乳，但她始终未交出农会组织人员的名单。9月，母亲被敌人枪决。在这前后，父亲的三哥彭汉垣、二哥彭达伍、侄儿彭陆，相继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父亲的七弟彭述、夫人和战友许冰也在大南山战斗中牺牲。1930年，七婶把我悄悄接到香港，我们和祖母一起靠糊火柴盒度日。半年后，党组织让七叔把我送到潮安一带。那时，国民党搞“五保联防”，潮安、金砂乡一带的贫苦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把我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从4岁到8岁，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姓百家姓。仅在潮安一带，我就有20多位“爸爸”“妈妈”。我8岁那年，“姑妈”潘舜贞和我都被抓去坐牢，在牢里遇到了保护过我的“山顶阿妈”。坐了3年牢，她俩始终都没说我是彭湃的儿子。周恩来说:“终于找到你了!”党组织协助祖母把我营救出狱后，我被带到香港读书，暂居于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民主人士彭泽民家。放假了，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柯麟把我接到澳门。一天柯麟突然找我，要我准备去延安。根据需要，我改名叫彭士禄。他们几个人把我带到桂林，将我交给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后来，我们到了重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来看我们。周恩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孩子，终于找到你了!”他抚摸着我的头又说:“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嘱咐我:“到了延安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1940年底，我们一行人抵达延安。在延安，我有好几位妈妈:蔡畅妈妈、帅孟奇妈妈、邓颖超妈妈，还有贺怡姨妈，她们都对我特别好。在延安这个大家庭中，身为孤儿的我倍感温暖。1951年起，我先后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和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彭湃孙女彭伊娜根据彭士禄回忆整理)据《新民晚报》作者简历彭士禄彭湃烈士次子，1925年11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核动力专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核电站的主要设计者、领导者。现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曾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等职。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