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2月6日发生的大事件

海原大地震

在100年前的今天,1920年2月6日(农历1919年12月17日),宁夏海原8.5级地震。海原大地震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晚8时06分,震级达里氏8.5级。此次地震之烈为中国有史以来之罕见,亦为世界上最大地震之一。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强烈的震动持续了十余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被称之为“环球大震”。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海原大地震发生时,当地山崩地裂,房屋倒塌,一切荡然无存,震中地区“状如车惊马奔,轰声震耳,房倒屋塌,土雾弥天”,物品“如人乱掷”。在海原县城西部,至今存有遇难者万人墓。海原县西安乡一位幸存者董善征说,“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断裂带,有一个湖泊甚至因地面倾斜而迁移了几公里。95岁的马成虎住在宁夏海原县城边上,他这一生居于此,只是宅院由土窑洞变成平房。百余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万人坟遗址,经过90年的风雨侵蚀,仍隐约可见一处处连绵的坟包。未曾迁居他地的马成虎,仿佛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地震最后的守墓人。“爷爷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面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马成虎对五岁时经历浩劫的记忆仅止于此,他一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两人。这场以海原为震中心的大地震令海原县超过一半的人口失去生命。地震的波及范围非常之广,其中以宁夏南部的海原、固原,甘肃中北部的静宁、会宁、靖远、通渭、渭源,以及陕西西部受灾最为严重。据宁夏地震局提供的资料,海原大地震(当时属于甘肃省,故又称甘肃大地震)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晚8时06分,震级达里氏8.5级。此次地震之烈为中国有史以来之罕见,亦为世界上最大地震之一。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强烈的震动持续了十余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被称之为“环球大震”。“这次地震有多大,我说几个现象你就知道了。”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对南都记者说,受海原大地震影响,波罗的海海面波浪浮动达几十厘米,而地震波的横波与纵波都穿过了地心,日本东京当时尚不太灵敏的仪器,还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原来说死了23万多人,也有说死了20多万,但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死了27万多人。”地震发生后的救济,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没有有效救灾。海原很多人都埋在万人坟了,好几个人埋在一个坟里。”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对南都记者说,当年海原的遇难者后代,目前也已迁徙到周边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万人坟这里会陆续从甘肃、青海、陕西及宁夏其他地方涌来上千名祭祀者。但在海原之外,这场死亡人数超过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和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的浩劫,却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在汶川、玉树接二连三发生地震的当下,尘封许久的海原大地震被再度挖掘了出来,成为供国人凭吊与检视的标本。在宁夏自治区政府的牵头下,建设中的海原地震博物馆将于明日———海原大地震90周年祭日举办开馆仪式。本月8日,南都记者在现场看到,博物馆内部装修仍在紧张进行,尚未进行布展。刘刚介绍说,届时将会举办海原大地震学术研讨会,并请阿訇在万人坟上举办祈祷仪式。“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1920年12月16日,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大约1200公里,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许多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一些情况。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在距中国海125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走向市场的主妇们突然觉得晕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样感觉……”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佚名作家撰写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诚如郭增建研究员所言,整个世界几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与南都读者更为相关的,在汕头外海,地震同样很强烈。有一艘从上海出发驶向香港的英国P和O公司的“Devanha”号客轮行至汕头外海时感觉到像地震一样强烈震动。“船长以为可能是船撞在了淹没的漂流物上,但等船靠了香港码头以后,他一检查船的外壳,很惊奇地发现,整个船壳都完好无损,这才想到了可能是地震引起的震动。”(据徐家汇观测台地震记录《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和千里之外虚惊一场的插曲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此时正经历生离死别的残酷考验。海原县九彩坪拱北幸存者冯志录,数年前对宁夏《在山走动的地方》记录片摄制组描述说,“老人们说那时间地摇时……我们那个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摇着扑下来了,山洼里开的都是这么宽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着垒了下来。”海原县西安乡另一位幸存者董善征也说,“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在1922年第5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克劳斯、麦考米尔合撰的《在山走动的地方》报道,其中描述了海原大地震时发生的几个现象:在夜间移动的大山,似瀑布飞落般的山崩,陷进房屋和骆驼的大裂缝,以及把村庄席卷进升起的松软土海里的一切……“海原大地震现在定为8.5级,过去也曾被定为8.6级。”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断裂带,有一个湖泊甚至因地面倾斜而迁移了几公里。黄土地质的山坡被震成粉末,形成黄土流,因为当地居民多住土窑洞,因此伤亡更显严重。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曾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组成地震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郭增建对南都记者回忆说,他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是,地震来时,天已变黑,因为没有电灯,甚至连油灯也比较少,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土窑洞口多被震塌堵死,有一个窑洞后来被老乡挖开,发现并没有被完全破坏,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因没有空气而憋死,死前似乎是在喝水,桌上一个碗里有油一样的东西,仿佛是人胃里的呕吐物。死伤非常巨大。1921年4月3日《新闻报》报道称,“县城半边坍陷,甘肃海原县(海原彼时归甘肃辖下)旅京学生冯君翰英接到家函曰:”初七日黄昏地震,吾乡受害尤重,全城房屋俱被荡平,人民死伤十之八九,吾家花涯湾山庄,全行覆没,山崩土裂,山河更变……吾家四十余口,除父与汝祖母外,俱归浩劫。房屋倒尽,什物无存。全县死伤人民共计六万余人……‘““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的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8/10.半年后,翁文灏与谢家荣在“咨呈国务院内务部”的正式官方文件,则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五浩堡河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受灾第二严重区域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进行地震考察时,还能看见不少的地震遗迹:厚厚的砖筑城墙还在,南城门上刻着“镇秦门”几个大字(现城墙已经被拆除),该县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横截为二,上段与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转了方向。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倒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无家可归的很多人。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孚,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动。郭增建说,1958年去考察时,听见有人说母亲在麦草堆里生下了他。在公权力的触角尚未能抵达震区之时,灾民们依靠私力救济共渡难关。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县时,也听老乡们提起,大地震刚发生时,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现成的饮食都拿出来一起分享,过了几天之后,心理上就产生变化,各自考虑各自的未来,不再能随便去别人住处吃喝了。“在大灾面前,一开始有公心,后来私心居上。”郭增建说。当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济终将抵达时,饱受冻饿的灾民常常也会不顾生命去索取。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当时北京报纸,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海原大地震来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创严重,加上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一时之间难以组织救援。“兰州骑马到海原就要好几天,更何况道路都遭到破坏。县政府大概只有静宁等少数地方有记载救灾。其他的县府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政府也采取‘以工代赈’疏通道路,给灾民发放工钱,但都是少量的。”郭增建说。当时的静宁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周廷元并非自我夸饰,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然后回到室内跪下向神祷告,如神愿意的话,他愿以死来换取赦免群众……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不过,大灾面前,由同样受重创的地方官府进行救助,显得力不从心。“那时救灾慢得很,在北京报纸上,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国外只说在那一段。通讯条件很差,又受到破坏,耽搁了好多天才知道。”郭增建介绍说,当时甘肃在京的商人、学生和国会议员等,向政府呼吁救灾,并在报上刊发了启事。当时募捐的人很多,在京亦成立紧急募捐大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献显示,甘肃省省长张广建曾以“十万火急”致函大总统,请求支援,但致函的时间已是地震过后一月余———1921年1月20日。在这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张广建也曾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王世相等人向内务部致电求援。“北洋政府可能也有贪污截留,地震发生前,正值华北五省大旱,有记载说死了50万人。当时有个说法,要救华北五省旱灾,政府赈灾的款给了国际组织。1921年初,甘肃留京人员在《中国民报》上揭露这个事,写得很好,痛骂北洋政府,大意是说,甘肃是为国家拿粮的省份,为何遇灾不救,好像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一样。”郭增建说。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轮等人还在给中央赈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二年余的惨状:“敝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频岁歉收,始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近,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垣。”这些国会议员还提到,他们屡次接到同乡书信,获知甘肃灾民种种惨状,“竟有兰州有卖人肉包子之事”。目前兰州物价飞涨,而冬季接受施粥者已超过万人,虽然各界善款亦有施衣,但“饥冻以死者仍时有所闻”。在这封函中,甘肃籍国会议员着重提出,赈务处去年应拨给甘肃的赈灾款“尚未及半”,希望体恤灾区黎民苦楚迅速补齐,“庶不至无告之民长此失所也”。由此可见,中央在赈灾问题上,截留应拨付的款项,问题颇为严重。而甘肃省长,在海原大地震后两年多内,也换了多人,从张广建、潘龄皋一直到林锡光。“甘肃地方政府也有救灾,但据说张广建省长有贪污。”1958年赴海原等地考察的郭增建还听说,后来红军经过该地时,还曾批斗过涉嫌贪污赈灾款的人。翁文灏等人的调查是中国地震学的开端一直到海原地震发生5个月后,内务部、教育部和农商部才协同派出谢家荣、翁文灏等6人,前方灾区进行历时4个月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所形成的报告,在中国地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谢家荣、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后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恒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却是各国所罕闻,外国地震,人民大抵受伤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则死者甚多,受伤而生存者甚稀。分析原因,他认为和这里民众多穴居黄土坡内,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筑有关。翁文灏由此提出的改良办法,包括“宜劝人民建筑时,务用木柱梁柱相维,庶能支持”,还包括培植森林和开浚水利。有关地震研究,翁文灏亦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目前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和后来地震前兆及其预报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定西、静宁等县知事的报告显示,地震时多有大风晨雾,甘州、玉门等县则报告地震次日大风晦暗,黄沙飞天。海原县知事还表示,震时“见红光”。谢家荣认为,“地震时发生尘雾或昼晦,乃因尘土烟灰等,经震动而飞扬,或因土山崩塌,黄土散满空中致,有此现象固无足怪也。”至于红光现象,谢家荣无法解释,认为“恐不尽确实”。所谓鸣声,指地震前后有如雷如炮的声响,也有的地方地震时没有声音。谢家荣表示,声浪高低似与振动强弱有直接关系,至于发声与震动孰前孰后,似不一定。他并没有将震前的鸣声与地震前兆联系在一起。地下水的变化,也受到了关注。泾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尺许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视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原本就不能一概而论,至于这些县的报告是确实或者纯属牵强附会,颇难断定,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对这些异常现象的研究,在中华大地突然成为显学。在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看来,海原大地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其震级与死亡人数之高。“翁文灏等人的调查,象征着中国地震学的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中国现代地震预报的第一枪,也是从那打响的。”他对南都记者说。郭增建等人的考察打响“现代地震预报第一枪”所谓“现代地震预报第一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打响的。郭安宁的父亲郭增建,即是探索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之一。“那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说。30多年前发生的海原大地震,成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项目。同样由6人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从北京出发,对海原、固原、西吉三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访问考察。郭增建说,他们访问考察的重点是搞地震预报。“为何要搞预报?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大跃进时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意思是土、洋两种办法都要搞。科研单位都提出宏伟目标。我们搞地震的提出地震预报。也是两条腿走路,有的研究观测地震前兆的仪器,这算洋的方面;土的方面,就是我们到海原考察。当时叫民间取经。地震前有无前兆?百姓观察到什么?我们6个人去全面访问。”地下水的变化问题,被当地老百姓提了出来。“他们说地震前泉水很大,震后没了,让我们帮忙找。我们也找不到,因为地层都变了。”郭增建回忆,当地居民还提及,地震前后的气温变化,他们6人当时也为此展开讨论。“这是中国第一次小规模讨论地震预报问题。”郭增建说,当时只是感觉地震预报很难,并没听见国外有反对声音,而且日本、苏联当时都说要搞地震预报。20多天的行程,使郭增建等人发现了此前翁文灏等人没有发现的长长地震断裂带。对此后中国地震事业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预报的前兆系统,就在这次考察中建立。有关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被归结为地下水、动物、地声、地光、气象等方面。“以后的地震前兆基本也是这些类型,只是海城地震前多了个地气雾。”郭增建说。他们最终写了一份报告,用蜡纸刻了二十几本。中国地震预报的第一枪就此打响。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地震前兆的观察,都在中国相当有市场。这种情况至少在10年前就有了转变。郭增建说,“现在很多人反对地震可以预报,主要是因为有两个理论出现:混沌理论和自组织临界理论。1999年,中国科协组织十几个一级协会讨论防灾问题,我针对这两个理论作了回应,认为理论上是可预测,只是我们事实上还没有做到。”目前,中国的地震预报,处于颇为尴尬的关口。郭增建的儿子郭安宁,也是地震可预报的大力鼓吹者,不过他也承认,地震预报在国际主流学界已经失去支持,很多所谓的“地震前兆”发生时,并没有接下来引发地震,而另一些地方的地震前,又并无这些前兆。这为“地震前兆”的判断带来了困难。但他又认为,这并非阻绝地震预报探索的理由。作为地震系统的研究人员,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主张难获奥援。他关于地震预报的书籍,甚至于地震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将于16日在海原举办的海原大地震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张培震将做《地震科学技术发展》学术报告,有关地震预报的话题,也将在这个最初的原点再度激发出火花。90年过去,自命不凡的人类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更多呈现出的是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