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银行创立

在99年前的今天，1921年6月5日(农历1921年4月29日)，中南银行创立。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黄奕住为该行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理，7月5日正式开张。总行设于上海汉口路110号。1924年经股东会决议增资250万元，合计资本达750万元。与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及金城银行合称「北四行」。中南银行在开业后不久，便争取到了钞票发行权。发行钞票虽然可以帮助银行降低成本、筹措资金，但也有可能因为滥发钞票而引起挤兑风潮，严重的导致银行倒闭。中南银行决定采取比较稳妥而切实可行的方法，联合盐业、金城和大陆银行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随后便筹建了四行准备库，制定了“十足准备”的发钞原则，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这在中国商业银行史上是一个创举。四行准备库不仅成功地规避了挤兑风险，且取得了发钞额稳步上升的骄人业绩。直到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统一全国币制，四行准备库才正式结束其历史使命。1923年6月，由四行各出资本25万元，成立了四行储蓄会，吸收了大量的储蓄存款，后来还建成了当时国内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1931年四行又设立了企业部和调查部。1936年又设立了四行信托部。除了联合营业外。中南银行本身的业务也不断拓展。1922年7月，中南银行首先在天津设立分行。以后又在北京，厦门、汉口、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重庆、香港等地增设了分、支行。中南银行开业后，先在上海总行设立业务部，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继而开办储蓄部吸收储蓄存款提供给业务部放款。以后又成立信托部代客户保管贵重物品及买卖有价证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元、英镑、法郎等外币价值甚为稳定，许多国内银行纷纷开办国外汇兑业务。中南银行也不甘落后，为此专门聘请了一名英国人办理此项业务。由于中南银行和华侨的特殊关系，因而外汇业务相当活跃。以后，中南银行又与金城银行合办诚孚信托公司，通过诚孚信托公司对工厂进行的管理，成功地将几家濒于破产的企业恢复了生机，如天津的恒源纱厂，北洋纱厂和上海的新裕纱厂。这3家老企业由于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和外部日资及日本侵华政策的制约而负债累累，无法经营，致使中南、金城等银行所承放的贷款无法收回，如果听任其破产，则两家银行也会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也为了挽救这几家纱厂，中南、金城等银行首先通过诚孚信托公司聘请专家对这几家厂都进行了全面科学地评估，确认其并非无药可救。随后又通过聘请管理纱厂有经验的专家任厂长，对纱厂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如充实熟练女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调整机器，加强管理。由此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厂面貌为之一新，产量因此日增，业务情况有了好转，并逐步实现了扭亏为赢，因而工厂非但没有破产、倒闭，反而焕发了生机，还清了贷款。不仅如此，中南银行通过这样的实践，也逐步积累了银行资本渗透到企业资本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以后，中南银行还独资兴办了上海德丰毛纺厂。1938年8月，总经理胡笔江不幸遇难身亡。1945年董事长黄奕住病故，由其长子黄浴沂先后接任总经理和董事长之职。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南银行也和全国许多银行一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中南银行元气大伤，经营管理也不如从前。1952年全国各商业银行联合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中南银行也参加了公私合营。在1951年9月中国总行被收归国有。2001年，其香港分行并入中银香港。延伸阅读：黄奕住与中南银行延伸阅读：黄奕住与中南银行一家著名的私营银行——中南银行，它资金雄厚，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各大城市，这家银行拥有发行钞票权，它与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四行联合营业，人称“北四行”。中南银行的创办人就是黄奕住。黄奕住在1919年回国前夕，就郑重考虑今后如何运用其资财为祖国建设事业出力。他在印尼三十多年的商业活动中，深深体会到银行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1917年华侨糖商遇到困难时期遭到荷兰银行资本的掣肘和刁难，使他感到建立华侨银行及本国资本银行的重要意义。在他从印尼返国途经新加坡时，就与几位福建籍华侨共同发起成立华侨银行，他入股新加坡币40万元。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又向当地侨界领袖李清泉、薛敏老等提议成立中兴银行，他认股100万元，占实缴资本50%左右。可见，他想将资金转向金融业，是早有考虑，并非始自到上海之后。但他创办中南银行，却与到上海并认识全国最大声望的报纸《申报》的老板与总经理，在上海交游广、消息灵、见识多的史量才有关。一位在中南银行长期任职的中层干部章淑淳对此有生动的叙述，现转录如下。因系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括号中的文字是引者加上的。“在民国七年(1918年。误，应为1919年)，黄(奕住)带了18位随员，去到上海，他说是要争利于市，可是他在上海并无相识的人(不准确。见后文)。但是黄在泗水(作者在前文中写道“爪哇泗水华侨黄奕住”，泗水，改为三宝垄，则更为准确)，以及回到厦门，每日必看申报，所以到了上海，就想到申报社长，必然了解各种情况，但不知道申报馆社长姓甚名谁。后来打听到社长是史量才，可是不认识，继而一想，我以华侨资格，去拜会社长，总会见我的。他们一行人到了申报馆，果然见到社长史量才。黄说的是闽南话，会讲一点国语，可是说的不太好，幸好带的随员中，有会说国语的，有会说上海话的，有会说英语的，因此史黄见面谈话，尚无问题。当史见了黄，就问其来意，黄说：我是爪哇泗水华侨，现在回到祖国厦门鼓浪屿居住，久居无聊，现想到上海创办点事业。史问有多少资金?黄说：一两千万银元，是不成问题的。史说：想办何种事业?一时无法奉告，我意，不如先创办一家银行，然后利用银行资金，兴办实业，则事半功倍，黄甚为赞成。谈到主持人问题，要史介绍人，史答称，这要考虑过，才能答复。二人分别后。史就约了徐静仁商谈这件事，徐与史是民国元年(1912年)监政处同事，徐是总务处长，史是松江运使，二人私交极好，且史办申报馆时遇到一件讼事，徐曾担保巨款，(见胡愍珠先生撰“申报于史量才”)。徐现是普益纱厂总经理，对于金融业务，也很熟悉。史即将黄到报馆来见事相告。有意请徐担任新组织银行之总经理。徐说，我现办纱厂，事很忙，分不开身，有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先生，现正在上海。如请他出来组织银行，最为合适。徐做过交通银行董事，是镇江人，与胡是同乡，故彼此极相熟。史即请徐约胡见面。胡的意见，与黄不相识，不和其底细，应设法托人到厦门调查，未便骤然答应。胡即托上海交涉员许秋砜函厦门交涉员刘君，后来刘君回信说，黄是爪哇归侨，在厦门办的事业很多，是有钱，确数则不知。有此回信，胡转告史，遂同史约与黄见面晤谈。”上文的叙述颇为生动，然而带有故事性，黄奕住第一次到上海，并不是在“无相识之人”的情况下莽莽撞撞去的；结识史量才，也不是那般冒失，而是有人介绍的。此时的黄奕住，凡出行皆有目的，有准备。有一个办事班子来为他事先作联系。他第一次到上海调查商情时，依靠的是两条渠道。第一条渠道是工商界，其中包括上章所说的中华商会华侨招待所和华侨资本组成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后者的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其他城市组织活动，宗旨是促进华侨向祖国工商业投资，以振兴中国的经济。其成员大多数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很多又是福建籍同乡。黄奕住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领袖之一，其富有程度与经营能力在侨界颇有名气，并与华侨招待所及同仁民生实业会中的人员早有接触。黄奕住从同仁民生实业会员那里了解到回国投资的真实感受。第二条渠道是曾经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活动，得到过黄奕住捐款资助过的同盟会会员，以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派到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宣抚华侨，受到黄奕住款待的官员。他们多是社会名流.其中一位是黄炎培。他曾被政府派到南洋各地调查华侨办学情况。黄奕住是泗水、三宝垄等地华侨办学的负责人之一，接待过黄炎培等一行人，因而相识。在调查过程中，黄炎培知道黄奕住资力雄厚，有一腔爱国热忱，热心华侨公益事业。而黄炎培对全国和上海的情况很了解，知识渊博，同社会各界入士有广泛的接触，且有声望。黄奕住到了上海，便去看黄炎培。黄炎培对黄奕住回国办实业的想法，给了热情的鼓励，在行动上大力支持，并介绍黄奕住与各界名流相识。黄奕住认识史量才，是由黄炎培介绍的。黄奕住通过这两条渠道，很快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并与社会各界一些人士建立联系。黄奕住在《中南银行招股启事》中就将史量才与自己并列为创办人，将上海工商名人韩君玉(希琦)、胡笔江、任筱珊等与华侨领袖李清泉等共14人列为赞助人。上海的也是全国的工商界名人宋汉章、黄炎培等，东南亚各地华侨领袖与名人简明南、陈嘉庚、黄仲涵等144人为名誉赞助人。代理招收股处除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厦门、香港外，还有新加坡、小吕宋(菲律宾)，三宝垄，泗水，巴达维亚、日里、望加锡、暹罗、仰光、槟榔山等地的中华总商会或相关银行、商号。充分显示了得到国内外经济界名流广泛支持，立足上海，面向华侨的特色。《申报》报道说，黄奕住“此次创办中南银行，全为提倡海外华侨挟资回国经营事业起见，定名中南，实取中国与南洋互相联络之义，以黄君之热诚内向，成此伟业，又得胡、任诸君等为之经理其事，将来成绩优著，海外华侨各大资本家，当必有接踵而起者，于吾国国计民生之关系，裨益当非浅鲜也。”该行的创办，乃“华侨与祖国联络的先声。”黄奕住在创办银行的过程中，给它起名“中南”。其含义是：“念吾侨民苦海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共富强，徒坐拥浮赀，非丈夫也。归国谋设中南银行于上海。中南云者，亦南洋侨民不忘中国意也。”“取名‘中南’，是表明南洋侨胞深切念乡土，愿意回国倾资兴办实业，振兴中华。”“向北洋政府登记注册，因系中国金融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营，定名为中南银行。”“定名中南，实取中国与南洋互相联络之义。”中南银行成立之时，对总行设在何处，有过一番讨论。有人主张在北京或天津。因为，当时中国的大银行，诸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等，总行都设在北京、天津，着眼于中央政府即政治中心在北京。黄奕住选择上海为中南银行总行所在地，着眼于资金市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亦即资金金融中心。这是很高明的一着。五六年之后，上述这些银行的总行都迁到上海。此事证明黄奕住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总行行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筹备时就在三马路四川路口买进一栋现成的五层洋房(汉口路3号)，面积约6千方尺，占地颇广，甚为壮观，开业时自用两层，其余出租。后业务扩展，另建新楼(汉口路110号)，此地本是上海的心脏地区。从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南银行建行于此之时)开始，在公共租界中区的东北部，即北至北京路，西至山西路，南至汉口路，东至外滩的狭小地带内，银行大楼一幢接一幢地挺立起来。全国著名银行总行的81%集中于此。换言之，全国重要金融单位的首脑机构集中在此地。它是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金银交易的总汇。此地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的30—40%。巨额的货币资本在此地集散，全国的借贷利率、外汇、股市，金银行市随此地升降。此地成为上海的金融区，中国的华尔街，远东的金融中心。黄奕住1920年把中南银行总行设在此地，是很有见地的。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创立会在该行三楼召开，黄奕住在该行创立会上发表了演说与报告。《申报》1921年6月6日“本埠新闻”“中南银行创立会纪事”中录有这个演说与报告。“纪事”中写道：昨日下午2时，中南银行在三层楼开创立会。计到股东102人，共47132权。首先推举黄奕住为主席。接着他以会议主席身份发表演说：今日为本银行创立会。承诸公惠临，无任欣喜。所歉者奕住语言不通，不能与诸君直接长谈耳，然亦有不能不作一二表白者。奕住久客炎荒，历时三十余载，亦华侨中艰苦备尝者也。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有热诚者，亦极不少。奕住不才，宜无足齿数，然穷有志焉，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不能不于吾国内商业繁盛之区，首创一二比较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之嗃矢也，于是有与国内外诸同志共同筹划、创办中南银行之举。今幸赖诸公赞助之劳，得告成立，欣慰何可言喻。抑所为欣慰者、正不仅奕住个人之关系已耳、诸公倘幸有以赐教焉。”然后报告筹备经过情形：“欧战以还，时局丕变，往时之以武力竟争者，今将一变而为经济竞争。大势所趋，万邦一辙。我国幅员辽阔，未辟之利甚多，倘不急起直追，人将为我借箸。我侨商眷怀祖国，报恩联袂来归，举办实业。待实业之举办，必恃资金为转输，而转输之枢纽，要以银行为首务。故奕住等自去秋回国，即集合同志，倡议创设中南银行，着手筹备。资本总额定以银元二千万元，开办之始，先招四分之一，即银元五百万元，由创办人认缴三百五十万元，其余一百五十万元，留待海外侨商及国内同志。盖区区之意，于海外侨商，则使其资金内转，归志将从而益坚：于国内同志，则与之事业共同，关系乃因之愈切。所幸邦人君子，一致乐与赞同，曾不数月，股额已满，私窃引以为幸。迩者，内部组织均已就绪，俟房屋修缮毕工便可开始营业。今为本行开创立会之期，亦即本行成立之日。所有本行章程及选举董事监事，皆将于此会观成。谨报告其经过情形如此。以后行务之进行，深冀股东诸君指导扶掖，俾可日进无疆，岂惟银行之幸，实业前途、社会经济、国际贸易，实利赖焉。”由于黄奕住担心大家听不懂他的闽南语，他的筹备经过报告请韩君玉念。韩君玉念完后发表演说，谓黄奕住夙在海外，最注意银行事业，数年来于小吕宋、新加坡、棉兰等处，业已多所提倡。然终以国内各项事业诸待发展，究不能不重赖有比较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之枢纽，故决计在国内商业中心之上海创设银行。其意盖谓华侨挟资回国经营事业，因以增进祖国国家、社会凡有事业之进行、实华侨应尽职务、故以身先之，以树风声而资观成耳。然此项重大问题，非得资本与人才两者互相结合，则结果之良否与如何，殊难预定。幸而抵沪后得史君量才等之赞助，而本银行之组织因以就绪；又得胡君笔江等之赞助，而本银行筹备各事项之进行益以圆满，此实同人等所欣幸无既者也。查黄君最初计划，系拟以国币一千万元为独资银行事业，嗣以诸同人等之再四讨论，乃改为公司性质办理。现黄君所占股额虽已居多数，然犹欲本其初志，厚殖行基，并欲于最短期限内即行扩充股本，招足预定二千万元之总额，庶几于增进祖国国家社会凡百事业之进行，直接间接得收实在之成效，此实黄君所抱宏愿，史胡诸君等襄于前，我各股东群策群力协助于后，则创办人之宏愿以偿，我各股东协助之功不可没矣。在全场一致通过章程后，投票选择董事监事。结果，史量才、吴秀生(香港进出口行经理，黄奕住的帮手)、叶源坪(爪哇侨商，黄奕住的帮手)、韩君玉(福建诏安绅士，黄奕住的帮手)、黄奕住、马亦篯(厦门绅士，黄奕住的帮手)均以最多数当选为董事。(在给财政部请求立案呈文所列七位发起人中，仅菲律宾归侨王敬祥未当选董事)，陶希泉以最多数当选为监事。创立会后，举行董事会，一致推举黄奕住为董事长，聘胡笔江为总经理，任筱珊为协理。创立大会召开后一个月，中南银行乃于吉日1921年7月5日开张营业。《申报》第二天在《中南银行开幕志成》的标题下，报道了开业典礼的情况：“昨日，本埠中南银行开幕。来宾极多，本埠政商学各界，中外各银行，商会及南洋侨商代表，均往志贺。京沪及长江一带，并有来宾共约一千五六百人，衣冠楚楚，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各处之以祝祠楹联为赠者，凡一千余事，贺电有百余通。当时柜面收入存款银洋共合五百余万元。查侨商组织银行，此为首例，而资本之雄厚，实为商业银行所仅见。加之主持者皆为社会著名人物，前途发达，正无量也。”黄奕住为开办中南银行花费不少心血，1919年9月28日后在上海调查达一个月，1920年6月——1921年7月，他三次从厦门到上海，在上海共活动7个月，均为开办中南银行筹备工作。这件事为他回国后两年多时间里活动中心，也是他一生中投入资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事业。现在大功告成，亲自主持了这个开业盛典。受到各方的祝贺，当然是很高兴。中南银行是当时少数几个有钞票发行权银行之一。关于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的经过，以往的报刊书籍中有多种说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最为流行的是胡笔江个人游说、倒填批文日期之说。章淑淳《我与中南银行》及醇庐《黄奕住与中南银行》二文皆持此说。现录章文之说如下：经史量才推荐，黄奕住与胡笔江约好时间见面。“他们见面时，胡即问黄，是否第一次到上海?曾否到过北京?黄答：是第一次到上海，没有去过北京。胡说：最好现在去北京观光一次.黄即刻应允。于是谈妥动身的日期。胡与黄到了北京。那时总理是段祺瑞，财政总长是李恩浩，交通总长是曾毓隽，皆与胡非常相熟。由胡介绍，以华侨资格，觐见段总理。因华侨回国在厦门办了许多事业，颁给三等大绶嘉禾章，黄大喜，认为胡在北京，与当时政府各首长有相当关系，此时方谈组织银行事，取名中南银行，聘请胡为总经理。黄要求有发行钞票权。胡知道政府对于银行发行钞票，除中、交两行及已有发行权几家银行外，已有命令决不再核准申请者。因此胡遂与财政总长李恩浩密商，黄为归国华侨，今欲兴办银行，要求发行钞票权，并不为过。李说：政府已有明令，不再核准银行申请发行钞票权，事不易办。胡答：为鼓励华侨回国投资起见，应该想一个办法。商谈结果，由中南银行呈请发行钞票权，倒填年月，在政府明令停止发行钞票之前，经财政部批准，所以中南银行之有钞票发行权是如此获得的。”实际上，倒填批文年月之事是不存在的。这有档案文书为证。中南银行档案“董事会文卷”中有黄奕住等中南银行7位发起人给财政部关于请予立案，并准予发行中南银行兑换券的呈文及民国政府币制局准予发行的批文，前者署明1921年6月后者为1921年7月11日。现摘录呈文与批文中的有关部分于下：【呈文】“呈为侨商回国首创银行，恳请准予立案，并乞优待以资观感事，……伏查银行发行兑换券一项，推其作用，不外节省现金，扩充通货。而在国内之本国特种银行，外资银行及中外合资之各银行，多享有发行之权，今若多一发行之本国银行，则一方可减外券发行之力，一方可增国内经济之资，洵一举而两得焉。奕住等为中国人民，诚不必引外资银行为例，妄有请求，然以国内特种银行及外资银行尚蒙许可，则奕住等擎其资产，对于祖国实业前途所抱无穷之志愿，悉属政府积久心期，宜若可以仰邀钧鉴，体念下忱，准予发行中南银行兑换券，以示优异。至于他日币制统一，则国家法令自当敬谨遵行。……除另呈币制局外，所有奕住等创办银行恳请立案，并乞优待各缘由，理合具呈恭候批准，公布施行。谨呈财政部。”【批文】“呈暨所拟章程均悉。查新设银行发行纸币，前经禁止有案，本难照准。惟念该侨商等久羁国外，不忘祖国，筹集巨资，创办中南银行，于流通金融及发展实业前途，均有裨益，殊堪嘉尚。本局为鼓励侨商回国经营实业起见，姑予格外通融，暂准发行，俟将来政府订有统一纸币条例颁布后，该行仍应遵守，以重币政……并由本局遴选监理官驻行监理外，合行批示遵照。章程存，此批。”在呈文与批文中所署日期，说明不是倒填年月，且批文中“查新设银行发行纸币，前经禁止有案，本难照准。惟念该侨商久羁国外，不忘祖国，……姑予格外通融，暂准发行”等语，说明国民政府已立案不再批准商业银行钞票权，其所以又给中南银行以特许，是鉴于黄奕住是携资回国最多的华侨。第一，黄奕住拥有巨资。国民政府之所以立案不再批准新办银行纸币发行的原因，在于1916年5月至1921年l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北京、天津地区发行的货币，发生过停兑风潮，拖延四五年之久，信用大损。根本原因在于银行实力不足，发行纸币太多。现在新成立的中南银行创办时资本额定为2000万元，实收500万元，在当时所设私营银行中属于最多的。且在这500万元中，黄奕住一人出350万元，是个人投资一家银行之最。除这350万元股金外，黄奕住“复别存数百万为护本金”。(这是中南银行在开业的第一天存款额达500多万元的主要因素)。黄奕住拥有大量资本，为中南银行取得信用、发行钞票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由于黄奕住是华侨，入股的又以华侨为多数，中南银行是全国最大的侨资企业，在争取侨汇方面，独具优越条件，政府想吸引侨资回国发展工商业，以给予黄奕住回国办银行获得破例的优待，故打破常规，给中南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同等待遇，特准发行钞票。此即“政府谂君才，知可倚重，遂予发行钞币，视中国、交通二行，奖君归国自效，为华侨劝也。”至于黄奕住是否在中南银行成立之前，与胡笔江一起到过北京，申请钞票发行权并进行活动之事，仍有待考证。据黄奕住1929年写的《回国大事记》，他在1919年10月至1921年7月间，四次到达上海。他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3日，是在中南银行开业2年之后了。他被授予嘉禾章事在l921年春，2月15日，蒙徐大总统颁奖二等大绶嘉禾章。4月10日，又蒙徐大总统晋奖二等大绶宝光嘉章。“余之叠受荣典，乃系上年华北旱灾，厦门道尹陈培锟向余募款赈济，余乐为捐助3万元，故例给匾额外，陈道尹另呈请徐大总统奖给勋章，用示奖励焉。”原因与过程说得很清楚。黄奕住后来到北京，原因与过程也记得很清楚。若他为中南银行事到过北京，见过段祺瑞等人，在《回国大事记》中是不会遗漏的。此事还有一些旁证。例如，其一，《申报》1921年3月12日载：“【国内专电】北京电：南洋抚慰华侨委员林鼎华回京，呈泗水等埠侨商黄奕住等14人将归，恳大总统传谕宣召入京，商办实业。(12日下午1点钟)”可见黄奕住此时尚未进京。其二，1920年奉直战争后，段祺瑞及其皖系下台。故黄奕住委托胡笔江筹备中南银行时，“胡因离开北京后对于北洋军阀政府联系不便，中南申请立案及发行权等事，都要通过财政部办理，曾借重周作民等就近疏通。”在金城银行档案周作民“总经理私函卷”中，有1921年7月22日，即中南银行获得民国政府币制局给予发行权的批文之日，胡笔江致周作民电：“顷奉尊电，以发行事已经阁议通过……此次之事，赖兄周旋其间，处收圆满效果，敝处同人莫不仰佩高情，盖不仅弟一己之私感激已耳。专此伸谢。”可见，胡笔江本人也认为中南银行获得发行权，功不在己。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权的获得，一些人完全归功于胡笔江，实际情况是，主要的原因在于黄奕住的华侨身份并拥有巨资，以及当时的政府实行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黄奕住认为此事责任重大，为了使发行的钞票取得金融界的承认，并为广大存户所信赖，与胡笔江商议可靠办法。其时有人建议仿照美国联邦准备制度办法，成立准备库。黄、胡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遂由胡出面，邀请盐业、金城、大陆等几家资本额大，又无钞票发行权的银行，合组准备库，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共同负责发行钞票的责任。盐业、金城因能分享到中南银行钞票发行权的利益，很快就同意了联合经营。在步骤上，采取稳当的态度。1921年，中南银行成立之后，即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在上海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三家银行的总经理担任联营事务所的办事员(后改称执行委员)，而以吴鼎昌为主任。联营的目的是厚集资本，彼此响应提携，借以提高声誉，扩展业务。联营的基金200万元，由中南出资100万元，盐业、金城各出资50万元。联营的范围，以不侵害各行各自的营业为限。营业既各不牵涉，合作亦不受束缚。联营初期只搞些联合放款，以后逐渐发展。第二年，大陆银行加入，从此改为四行联合事务所。由四行总经理任执行委员(董事)，逐年轮流主持所务。从此以后，在金融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银行遂有“北四行”，之称。(“南四行”为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行联合事务所设于上海，中南银行总行亦在上海其所以被称为“北四行”，与金城、盐业、大陆原在北方的京津，以及四行的总经理皆北方金融界出身有关。1922年建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券。11月l日开始发行，钞票上印的是中南银行行名，但四行共同向社会公告：中南银行所发钞票，是由四行共同负责。四行准备库之组织，贯彻两条原则：第一，使准备库完全独立，保证所有四银行营业金不能混杂或动用丝厘。第二，使准备金数目完全公开，四银行与使用者同立稽查地位。其具体办法是：(一)中南银行为慎重政府赋予发行权及保持社会流通之信用起见，特将本行发行的钞票规定十足准备(六成现金，四成有价证券)之章程，联合盐业、金城、大陆，各银行设立四行准备库。(二)四行准备库在沪、津、汉及其他已经设立四行之处所分设之，其机关设置于四银行之外，其职务专办发行钞票，存储准备金，以及印票兑现一切事务，不兼做其他营业。(三)准备库设主任一人，由四行聘任(总库主任吴鼎昌)、各分库设处长一人，由四行协商多数的同意任之。设总稽核四人，由四行总经理充之：分稽核若干人，由各地四银行之副经理充之。对于各处准备库帐目及库存现金钞票得随时严格稽查。其章程另有规定，且欢迎银行公商会来库调查。(四)各库准备金数目，逐日有表，由稽核员检查，呈报币制局。后来还做到在《银行周报》上定期公布于众。为取信社会大众，四行联合准备库设一特大水泥库房，存储每箱五千枚银元之大量现洋，供人参观，以示储备充足，信用十足。由于有这样的准备库，它就可以宣布：中南银行钞票在中南银行总行所在地汉口路三号随时兑现。该钞票由发行到1935年底结束时，一直信誉良好，创私人银行发行钞票的最好记录。1923年1月，开办四行储蓄会，专营储蓄业务。总行设在上海南京西路170号。无完全独立的资本、由四行各出资25万元，共100万元为基本储金，并共同担保还本付息。该会实行储户可得利息外，还可分红。已定期6月1日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处同时开业。申报》就此发表消息认为：“近年中外储蓄机关发展极多，然因资本不钜，滥发奖券，期限过长、营业放滥，以致流弊殊多，储金者常怀观望，金融滞塞。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有鉴于此，特联合另设储蓄会，以四银行总共资本2000万以上为储金本息之担保，保息7厘之外，如得红利，会员分6成，四银行及办事员等只分酬4成。”无论是定期储蓄、分期储蓄、长期储蓄，期满后，均可将本息及红利完全取回。长期者并以复利计算，逐年照加入本，随同起息。假定储金1000元，周息7厘，10年期满，已可得本息1967元。若每年平均有红利5厘，10年期满，可得本利3105元。于养老储金及子女教育婚嫁储金，最为相宜。其有未经期满而临时需用款项者，可随时将储蓄证向该会抵借，对于储户，尤为便利。“且系以正当利益奖劝会员，复可一洗现在各储蓄会之缺点。”开业的第一天，收2年以上定期存款110余万元，计一千余户。1923年6月3日，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主任昊鼎昌谈话说：“近年来金融枯窘，利率高腾，已办实业几无以维持，未来实业更无由兴起，四行联合之宗旨，系为活泼金融，压轻利率起见，以期实业勃兴，而国民生计可籍以发展。其办法第一使硬货之代表品有确实保障机关，第二使不生产之游金有确实存放机关。故有准备库与储蓄会之设，俾金融事业渐入正轨。”虽然是较小范围的联营，但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却是唯一的一个。联营能够为各参加单位提高声誉和扩大业务带来不少有利条件：但涉及到权力之争，又很不容易解决。银行联合经营虽是当时舆论所鼓吹，但“北四行”联营之能成为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四家银行总经理之间的人事关系和他们在各自银行中的作用。在四行联合经营过程中，中南银行的黄奕住与胡笔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由于中南银行让其他三家银行分享钞票发行权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中南银行得到它们的支持而能稳当地发行钞票)。其次，是黄奕住与胡笔江在人事安排上能够谦让。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时中南银行出资也比其他三家银行多。故其他三行推胡笔江主其事，胡则坚辞，推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为主任(1916年后当过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造币厂厂长)，钱新之为副主任。可见，中南银行的总行在南方(上海)却与总行在北方(北京、天津)的盐业、大陆、金城三个银行联合成立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号称“北四行”，而未与南方的几大银行联合，这都与黄奕住聘任胡笔江为总经理有关。中南银行创立时，黄奕住聘请胡笔江任总经理，任筱珊为协理。胡原为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任原为沪宁铁路局局长，他俩既是有名的企业家，也与官府关系密切。胡笔江，名筠、号笔江，江苏江都人，1881年生。20多岁时，先到家里在江苏泰州开设的洽记钱庄学生意，几个月后转入交通银行总经理李经梦的义善源银号，后经天津花旗银行买办王筱斋推荐到天津公益银行做协理。1909年转到交通银行任副稽核，为梁士诒所赏识。1912年，升任北京分行副理。1916年，升任北京分行经理。1917年，与徐树铮、吴鼎昌、周作民等发起成立金城银行。在当时北京银行界有贤能之名，咸称北胡南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他与政府总理段棋瑞的智囊、号称段的四大金刚之一的徐树铮(段祺瑞任总理时，徐树铮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陆军部次长、奉军副司令、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等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有的且关系密切。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垮台以后，他南下上海、南京，又与自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军政官员拉上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笔江很快又与南京政府掌管财经的宋子文、孔祥熙结交，交系密切。“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与胡最友善，宋对胡当面或背后，必称之为胡四弟。宋是很少朋友的，对于旧式人物更是没有，仅胡一人而已。宋对人只谈公事，都是命令式，独对胡除谈公事外，还谈谈私事。”1934年，在胡笔江任中南银行总经理的同时，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38年7月24日，胡笔江应财政部长孔祥熙电召四行首脑到重庆开四行会议时，从香港乘飞机失事而死。他的后事，“全由宋子文主持”，“出殡时，宋也随灵柩走了一段路。开追悼会时他做了主席。”可见两人交情浓厚。胡笔江有与官府交往的才能，他是江浙政客一。黄奕住长期侨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生疏，一介商人，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创办一个大银行，非与官府交往不可。黄奕住在定下要办银行之后，悉心物色一个了解国内政局，善于同官府打交道，又懂银行业务的人当经理。先是有人介绍张公权，黄奕住认为可以，征求史量才的意见，史认为不可，而推荐离开北京和交通银行南下住家的胡笔江。黄奕住与胡笔江谈多次以后，认为是合适人物，遂聘胡笔江为总经理，委托他全权处理该行业务。自1920年黄奕住聘任胡笔江为中南银行的总经理之日起，直到1938年胡去世之时为止，其间，尽管胡笔江的一些措施直接损害黄的个人利益，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意见不一致，尽管胡后来又兼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及其他职务，黄始终让他当中南银行的总经理，始终给予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和支持，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上看出来：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用假钱向津各银行押款，总数约一千余万元，有两家银行已经收了股款，尚未开门，就将股款放予协和，全部吃倒帐。银行因此开不成。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因放款不慎，倒帐损失达220万元(另说为120—130万元)，原领总行之全部资金150万元赔尚不足数，谣言随之四起，信誉大受影响。为安定危局，总经理胡筠急命上海总行、厦门支行筹款接洽，终化险为夷。中南银行总行因此停止发息来补这笔损失。黄奕住是大股东，又是董事长，股票拿得最多，大不愿意，要迫查这笔放款负责人，要开除天津分行经理，并要赔偿这笔倒帐，不赞成停止发息的办法。天津分行经理(王孟钟)说，放这笔款时，适丁母忧未到行办公，不能负责。结果副经理停职，但无钱赔不起，只有停息3年，舆论上对停息补倒帐的办法，认为很好，因之银行的信用，丝毫无损。在处理此事上，黄、胡意见不同，且黄为董事长，但他仍支持胡的处理方案。胡用人不当，使中南银行和黄奕住受了大的损失，黄仍任胡为总经理。经此役后，中南银行不无影响，盈利大幅度下降。胡筠商请董事长黄奕住增资250万元，并对外声称华侨股东尚有资金1250万元备用，黄答应增资时，同时向董事会提议由其三子黄浴沂任中南银行协理，名义上向胡筠学习经营管理之道，实则藉此削总经理之权。注资后之中南银行信誉迅即恢复，业务稳步上升。黄奕住是华侨，中南银行以侨资为特色，在黄奕住的计划中，他在中国创办的中南银行，与他在新加坡创办的华侨银行，在菲律宾创办的中兴银行，以及他投资的印尼棉兰等地的银行，是要联成一气的。黄奕住主张将中南银行的业务面向南洋，面向华侨。在中南银行的几个分行、支行、办事处中，厦门分行、鼓浪屿办事处，收兑侨汇及吸收侨眷存款，盈利额超过京、津、汉、沪各行处。故黄奕住在中南银行成立后，在1922年成立厦门分行时，就提出要在香港设分支行将业务推广到南洋一带，并声援厦门行。而胡笔江则主张将中南银行的业务限于中国内地，迟迟不同意在香港设分行。然而，黄奕住身为董事长，始终尊重胡笔江的意见，直到1934年胡同意设立为止。在对胡笔江的支持上，表现了黄奕住的用人之道，表现了一个现代企业家的胸怀。黄奕住创办中南银行，本欲为独资，即他一人(一家)所有。后经胡笔江等人的劝说，改为股份制。该行成立时，收足资本500万元，他认股350万元，占股份的70%。在他的心目中，中南银行是黄奕住家的银行。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必须牢牢地掌握对该行的控制权。黄奕住在筹办中南银行的过程中，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家族特色。这种特色后来愈来愈浓。中南银行的筹备处由16人组成。他们是创办人黄奕住、史量才，赞助人韩希琦、胡笔江、任筱珊、李清泉、王敬祥、马亦篯、叶源坪、吴秀生、戴蒸然、许江水、黄奕守、许春隆、黄钦书、黄浴沂。其中、黄钦书、黄浴沂是他的儿子，许春隆是他的女婿，叶源坪、黄奕守是他的伙计。创立会上选择举董监事的投票情况，使黄奕住不能不有所考虑。到会股东103人，共47132权。结果是：史量才得47065权，吴秀生得46011权、叶源坪得46011权，韩君玉得46341权、黄奕住得37609权、马亦篯得44931权、王敬祥得47162权，均以最多数当选择为董事。徐静仁得46012权，陶希泉得45881权，均以大多数当选为监事。黄奕住出资大半(选举时股权最多)是中南银行的创办者，创立会的主席，却得票最少。这使他感到在上海这个地方立脚颇不容易，没有自己的人加入银行工作，他是难以控制这个银行的。黄奕住聘任胡笔江与任筱珊，不仅是因为胡、任与官府有关系，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企业家，胡可算是金融专家。黄奕住经营商业起家，在商业方面他是行家，现在他将大量资本投入银行业，而他对银行的具体业务却不熟悉。所以他在请胡笔江等一批专家主持银行业务的同时，派儿子参加中南银行的工作，向胡笔江等专家学习，以成为金融专家，以适应他将经营重心转向金融业的计划。中南银行成立后，他让第三个儿子黄浴沂参加总行的工作。长子黄钦书后为该行二位监察之一。香港支行成立时，又让第四个儿子黄友情参加该支行的工作。后为该行储蓄部襄理。五子黄天恩后来为该行信托部襄理。黄奕住派他们到这些岗位上，同时也含有监管银行经营的意思。黄奕住对中南银行的管理，自己只抓大事，日常工作则由胡笔江与黄浴沂负责。黄奕住抓大事的方式，除听取胡笔江、黄浴沂的汇报并向他们发出指示外，在他1929年中风之前，是参加股东大会和视察。如：1921年12月11日，从厦门到上海，考查中南总银行营业状况，至25日返厦。1922年2月28日，从厦门到上海，参加并主持中南银行股东大会，至4月8日返厦。1923年11月23日从沪赴京。1924年l月3日从京返沪。1925年3月14日，由香港赴沪，参加中南银行股东大会。1927年2月21日，由厦门赴沪，参加中南银行股东大会。黄奕住的长子黄钦书与三子黄浴沂，少时即先后随黄奕住在印尼从商，“通中英文，精湛货殖”。黄奕住归国后，海外事业由其管理。未几，中南银行成立，黄奕住要黄浴沂归国，入中南银行。海外各业，由黄钦书管理结束，后也回厦门总管一切事务。黄浴沂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和重托，他很快地熟悉了银行的业务。1928年，由董事会公推为协理，并成为三个常务董事之一。1934年，胡笔江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同时仍任中南银行总经理，但中南银行的具体工作已由黄浴沂主持。1938年，胡笔江去世，黄奕住决定让黄浴沂担起中南银行总经理的担子。1939年，黄浴沂将总管理处制改为总行制。到了此时，黄奕住及其儿子、代理人，不仅在中南银行资本总额中占优势，在董事会中占优势，也在管理工作岗位中占优势。在黄奕住去世之前，中南银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机构的设置上。1921年6月5日成立中南银行。同年，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当年，被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列入全国27家重要银行之一。1922年7月5日设立天津分行，8月7日设厦门分行。营业范围沿海岸线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同年，大陆银行加入联合营业事务所，建立四行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北四行”格局形成。1923年6月16日设立汉口分行。营业范围深入到华中腹地。同年1月，四行储蓄会成立。中南银行以高薪聘用外籍雇员，兼营国外汇兑，逐步与各国银行建立联系。中南银行成立时，收足资本500万元，1924年3月增资250万元。这一年初，它宣布“在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约代理机关。”国内国外各大都会商埠，均专约代理汇兑收付机关，并代顾主保管国内外发行各种公债及契据，经理付息取本等事宜。1925年1月21日设立北京支行。1929年3月11日设立南京支行。1929年8月，中南银行附设储蓄部，黄浴沂兼任主任。1931年，中南与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成立四行企业部和四行调查部。1931年9月23日设立杭州支行。与大陆、国华、交通等五家银行各投资100万元，联合经营原由金城银行在上海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由各投资银行的总经理为董事，黄奕住为董事长。太平洋保险公司有了这几家资本雄厚的银行作后盾，在同行中提高了信用度，使收入的保险费居当时华商保险公司同行业之首。它收入的保险费又分别转存到中南等各投资银行，各投资银行与该保险公司相得益彰。1933年10月26日在上海设立八仙桥办事处。1934年12月l日设立香港支行(后为分行)，随后设立广州?支行。全行员生1936年为365人。1945年约500人。1936年，历年所提公积金达二百数十万元。该年，全国存款总额居于前列的五家私营银行依次为金城、上海、中南、盐业、大陆。中南居第三。五家中“北四行”占有四家。1937年5月21日又在上海设立静安寺办事处，11月8日再添福煦路办事处。1937年，“北四行”又共同创立四行信托部，由四银行共拨营业基金100万元，并对一切业务连带负责。无独立资本。专营各项定期及活期存款、不动产之负责、执业经租及建筑等事务，经理保险及代理投保者各种保险原封及露封保管，并出租保管箱，自建仓库、寄存货物等业务，其他特约信托、随时商办。1938年7月设立重庆支行。中南银行的成就，一是看它的直接效益，这主要表现在给投资者和储户带来的利益，以及银行本身的资本积累和业务的发展。二是，更主要的是，看它对社会的贡献，这主要是对工商等经济事业融通资金的作用。中南银行每年的营业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官利红利分配情况，都在《申报》、银行周报》上公布。从笔者查阅到的各年来看，年年有盈余。例如，1921年7月5日开业，当年纯益40.3万元，年利润率为16.1%。从1922年到1927年历年的利润率为16%，18.2%、15.1%，18.2%、15.1%和10.6%。1927年的公积金及盈余滚存达94.8万元，有价证券482.6万元。其效益是很好的。中南银行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益，前期顺利发展时期且不必说，即使在1935年6月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专门开设储蓄部，市民纷纷将原存于私营银行的存款提出，转存于资金雄厚、信用素著、近日又官股占半数的中、交二行，该年11月，又取消中南银行的钞票发行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到1935年底，中南银行存款总额达107538万余元，历年盈余达757万余元。1936年度，仍能发给股东官利周息四厘，红利周息4厘，官红利合计周息计8厘。1937年度盈余达164.216万元。黄奕住占中南银行股份的75%，他从这家银行得到丰厚的收入。中南银行与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特许发行兑换券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以十足现金准备，设专库办理，信用良好。到1927年，发行额达1700万元，占全发钞总额的l/10，相当于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实收资本的总和。1927年以后发行额进一步扩大，最高额达7000万元。至1935年停止发行时为止，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从未发生过挤兑等信用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比老牌的、官方半官方的发行银行还要好些。中南银行在成立过程中，1921年4月19日，对北京交通银行押放62万元，6月1日“以勃利公司名义”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期票贴现放款100万元。这对刚摆脱第一次挤兑风潮，又面临新挤兑局面的中国、交通两行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在1922年9月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信用动摇，发生第二次挤兑风潮。以交通银行而言，它发行纸币迈4000万元，现金准备仅约50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联合放款100万元给交通银行，帮助它解决困难，同时也显示了自己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的力量与作用。中南银行的另一个特点是，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特别注重国外汇兑和华侨汇款。它在成立之初，就聘用前德华银行经理柯禄为顾问，主持国外汇兑业务(1926年由跟他学习的华籍职员接替)。它在美、英、法、日、德、爪哇(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建立多个通汇处，在南洋等地与正金银行、安达银行等外国资本银行建立汇兑业务关系，在国内外各大商埠均有委托代理的行家，并以厦门、香港两地的分支行，作为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枢纽。中南银行在吸收侨汇及侨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南银行1921年7月开始营业。以1922年为基期计算，该年实收资本500万元，存款669.4万元，为实收资本的134%；放款1002.5万元，为实收资本的201%。到1927年，实收资本750万元，存款3379.1万元，为实收资本的4.51倍，比1922年增长了4倍多，平均每年递增38.2%；放款3426.5万元，为实收资本的4.57倍，比1922年增长3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7.9%。可见中南银行存放款业务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说到中南银行的存放款，还必须考察四行储蓄会。该会的规定，从每月1元起的定期存款，均年息7厘，存款期内营业红利照分，10年期的，利息与红利按复利计算。从1923年四行储蓄会成立到1936年，它吸收的储蓄总额达九千余万元，在此基础上，它给工商各业贷放了大量资金，1927年已达1750万元。中南银行放款的特点之一是实业贷款占的比重大。中南银行成立以来，先后投资国内各项实业，范围甚广，包括对外贸易、国内商业、工业、金融、农业、渔业等等。其中对工业的投资与贷款尤为显著。以纺织工业而言，中南银行给上海、汉口、天津等许多地方的棉纺织厂贷款，帮助解决创立或经营中的资金困难。其中，因工厂后来无力还债而被中南银行参与收购、接管，即由贷款变为投资的，就有上海溥益纱厂(包括一厂与二厂，共有纱锭50520枚，该厂无力清算，于1932年被中南、金城两家银行收买，改名新裕。中南银行占其股份的65%)，上海隆茂纱厂(纱锭17088枚，1932年，该厂无力偿还，被几家贷款银行清算)，上海民生纱厂(纱锭9000枚，1936年清算)，海门大生三厂(34340枚纱锭，1937年被中南银行和金城银行接管)，天津裕元纱厂(纱锭71360枚，1935年清算)，天津北洋第一纱厂(纱锭25232枚，1936年因债务被中南银行接管)，天津恒源纱厂(纱锭35000枚。1937年因债务被中南等几家银行接管)等7家。其中，新裕、北洋第一、恒源等三个纱厂由中南、金城、大陆、中国四家银行合组的诚孚信托公司经营。除棉纺织厂外，中南银行还投资上海德丰毛纺织公司。在纺织业之外，中南银行参加创设上海益中福记机器磁电公司、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上海诚孚工厂、广州矿务公司、南京肥皂厂、民生实业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31年黄奕住当选为该公司的候补董事)等工业企业。进入30年代，中南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数额增长很快。1930年为594.8万元。1933年为907.2万元，比1930年增长53%。1936年为1593万元，比1933年增长76%，为1930年的268%。对这些企业的投资，扶助了民族工业，推动了全国特别是行址所在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专家认为，在中国众多的银行中，中南银行“以华侨投资和资力雄厚著称，亦有较多的工业放款与投资。”这种评价是合乎实际的。在工业领域之外，中南银行对交通运输业、农业、渔业、房地产业也有投资。例如，它与金城银行，美商合组中美投资信托公司，贷款给铁路。1935年，参加农业贷款团。1936年，参加国民政府实业部与几家银行合组的渔业银团，出资6万元。1932年，四行储蓄会拨出500万元，在上海的南京东路建造一座高达78米的国际饭店，1934年冬建成。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高楼房，超过外资在华的任何建筑物的高度，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心态。中南银行的成立，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新的推动力。上海史研究者认为，在1919年到1927年间，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有四个特点。其中三个与黄奕住和中南银行有关。特点之一是“民族金融业发展，以新式银行的迅速发展为显著特点。”中南银行是近代华侨资本投资国内金融业最大的一家银行，它以实力雄厚，规模大、业务广，成为上海商办银行之冠，并且是唯一享有钞票发行权的一家。特点之二是“民族资本工厂开办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增长。”这与中南银行和黄奕住对上海工业的投资与融资有关。特点之三是“华侨在上海的投资明显地增长。”华侨在沪投资发展情况是，1900年至1919年，投资者13户，投资总额1603.45万元，平均每年投资80万余元，平均每户123万余元。1919年至1927年，相应的数据是23户、1598.89万元，200.6万元和69万元。在后一组数据中，黄奕住这一户占的地位是这样的：他在中南银行1921年开办时，入股350万元，“复别存数百万为护本金。”1924年该行增加股本250万元时，他又入股175万元。在此期间，他又在上海独资开办上海日兴商行和投资几家工厂，合计投资百万元左右。以上合计620余万元，占这个时期华侨在沪投资总额40%左右。黄奕住是将资本投入上海最多的华侨，他带动了华侨向上海的投资，成了华侨回国投资增加趋势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南银行既是黄奕住一生中创办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也是近代华侨回国投资所办企业中最大的一个，是华侨投资国内金融业最大的一家银行，它比广东华侨投资的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和福建华侨投资的中兴银行、华侨银行、商业银行、集友银行的资本大，存在的历史久，同时在争取侨汇、存款放款以及对工商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较大的作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原来特准中南银行的发行纸币权被政府收回。从此，中南银行的经营环境逐步逆转。随后，“四行储蓄会”的业务亦告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南银行紧缩业务，撤消日军占领区一些地方分支机构，在抗日大后方重庆重新设立分行。业务一再处于保守状态。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南银行想重振旗鼓，只因当时国家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排挤，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影响，银行及其附属企业的正常业务均遭到严重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秋，中南银行和全国各私营银行、钱庄参加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统一组成一家公私合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