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大王”吴羹梅逝世

在30年前的今天，1990年6月1日(农历1990年5月9日)，“铅笔大王”吴羹梅逝世。“铅笔大王”吴羹梅吴羹梅：用铅笔抗日，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一支中华牌2B铅笔，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多年来，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试，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拿着它进入考场，在答题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的某个重大转折。但在这根并不起眼的铅笔背后，却有着一段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蹒跚学步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铅笔厂吴羹梅，又名吴鼎，曾用名吴一羽，1906年生，江苏武进人。其父是清末选拔的贡生，家境富裕。他5岁入私塾读书，后转县立小学，7岁移居济南，就读于南新街第一小学，毕业后进入正谊中学。1918年随父举家迁至北京，就读正志中学。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校期间，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夏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学生运动，吴羹梅等20多位同学被开除。吴回北京，先入中华汇业银行任文书职，后入清华大学补习英语，接触进步学生。经北大学生胡曲园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吴一羽。1928年，北平中共组织遭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东渡日本，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1932年3月毕业，他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后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颜色铅笔工场实习，学习制造铅笔工艺技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铅笔生产和经营状况，开始收集国内外有关铅笔贸易的资料，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铅笔这个几铜板就能买的小东西，竟然如此微妙，学生习字画画离不开它，建筑绘图离不开它，裁缝师傅也离不开它……，他把小小铅笔和实业强国宏大愿望联系在一起。1933年11月，吴羹梅抵达上海。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此时的吴羹梅已经为创办铅笔厂做宣传了。1934年7月他与郭子春、章伟士一起筹建铅笔厂。他变卖家乡房屋所得4500元作为资金，并发动亲友、同学认股投资，艰难地筹得资金5万元，创设中国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由潘公展等7人组成，章伟士兼经理，吴羹梅任协理兼厂长。工厂设在斜徐路，并从北京、武进等地招来技术人员及工人。1935年10月正式投产，月产量二万罗(每罗144支)。次年，经实业部批准工厂定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铅笔厂犹如幼儿蹒跚学步，研制铅芯、研制笔杆，生产铅笔。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铅笔厂。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吴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叫数原三郎的日本人看到他处处留意铅笔的制造技术，对他严厉训斥道：“即使到你吴鼎(当时使用的名字)二世，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数原三郎原本希望他学成后能负责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在中国的销售业务。不过，吴羹梅已经决定要自己创业，所以，他没有放弃、没有停止对技术的研究。一有机会，他就会和工人们套近乎，多方面了解，留意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经常细心揣摩，破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铅芯及制杆、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艺和技术。没等到日本人嘲讽的“吴鼎二世”，吴羹梅就办起了中国的铅笔生产厂。这家工厂具备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能力，是一家全能铅笔制造工厂。铅笔生产出来，需要销售，在上世纪30年代，国外品牌的铅笔几乎占领了全部市场，国产铅笔想挤进这个市场，谈何容易。天时地利人和，那时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爱国运动，提倡爱国，抵制日货，使用国货的舆论铺天盖地。吴羹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产品推广上，竭力宣传“中国技师、中国原料、中国资本”，并在每一支笔上，都印着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还把潘公展的墨宝做成广告，广为发送、宣传。在品牌设计上，吴羹梅用一个“鼎”牌作为高级绘图铅笔的商标。“鼎”字有多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他名字上有“鼎”字；另一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以“鼎”作为尊贵、或权力的象征，表示上等品；第三层意思是当时洋货铅笔中有一款“三堡垒”牌。为了与“三堡垒”牌相抗衡，使用“鼎”牌，因为古代“鼎”也是三足，“三足鼎”与“三堡垒”媲美。在中档商品上，推出“500号航空救国”铅笔呼应“航空救国”爱国热浪。在普及型产品上，为迎合中小学生，生产价廉物美的“200号好学生”、“300号小朋友”铅笔。经过吴羹梅的努力，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站住了脚跟，成功地把铅笔打进了上海滩最繁华的南京路，摆放在著名的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中。上海各个文具店在销售铅笔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有中铅公司的铅笔。而交通部下属的邮电局，铁道部下属的各铁路局，也纷纷向中铅公司定制铅笔，为中铅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到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所学校，推荐采用中铅公司的产品。由于中铅公司的铅笔价钱便宜，又是国产的，各所学校的学生也乐于购用，还接受各个文具店的定制，完全满足各种个性化的要求，逐步销售到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甚至在东南亚都可以和日本铅笔一较高下。艰难迁川开拓内地铅笔生产链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也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中铅公司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为了保存企业，吴羹梅决定内迁。溯长江而上，随局势变化几行几停，先迁汉口生产4个月，再迁宜昌借地开工半年多。1938年11月再由宜昌至重庆，在长江北岸菜园坝正街15号建厂，才结束了颠沛流离日子。吴羹梅的企业是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这个时候，铅笔厂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维持后方的文教事业，尽管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车间和仓库被损毁，吴也受伤住院。此时他仍嘱托职工奋力抢修，坚持生产。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生产时停时辍，他设法在渝郊30公里南温泉增设分厂自行发电生产。1940年为制造成套铅笔机械和日常维修，建立了机修车间。同时，他陆续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衡阳、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这些发行所即使遭劫遇毁，他也毫不气馁，易址重建。其间，企业曾重组，改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潘安庐，吴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为扩展产业链，他投资兴建重庆光华油漆厂，后集资创办中和化工公司，生产铅笔用的喷漆。1944年2月，日军侵占贵州，震惊重庆，他为防不测，创办兰州铅笔分厂。抗战八年中，吴羹梅的企业制造了5141.4万支铅笔，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吴羹梅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骨干，他曾回忆在重庆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间，大家交流一下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回沪复厂，率先将企业公私合营1945年11月，吴羹梅抵沪，主持复厂事宜。次年2月成立总厂筹备处。4月以110两黄金租赁丹徒路一座石库门楼房，将兰州分厂设备运沪安装，先行开工。5月购得敌产临平北路上海胶粉厂的房产，作为生产车间。7月再购敌产东汉阳路296号上海制箱厂的房产作为中铅公司上海制造厂。重新部署后，到年底全面开工。那时重庆的厂改称“重庆制造厂”。在沪复厂期间，正值民建会组建，吴羹梅仍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民建总部迁沪后，他又投身于进步活动。1947年底民建被迫转入地下，受章乃器之托，他同孙晓村、黄玠然、何萼梅等以董事身份代管中国工业研究所，利用经营范围的合法性，编制《上海工厂名录》、《上海工业概况》、《上海燃料动力供应情况》，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资料.和胡子婴、孙晓村等起草了关于解放后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问题致中共中央的建议书，以表达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切。1948年底，吴羹梅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在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少文同志的安排下，他携眷离沪，于次年3月抵达北平。6月他随黄炎培一行返沪，为上海恢复工业生产，慰劳人民解放军献计出力。9月21日他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光荣出席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吴羹梅是最早提出公私合营的企业界人士之一，1950年7月轻工业部、华东工业部批准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总部设北京。董事长是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他任总经理。1954年3月，中铅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消费者欢迎，此前还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直至现在，中华牌铅笔还是中国人首选的绘图、考试填涂工具。中华牌101绘图铅笔的发明，甚至被称之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同年10月吴任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经理.1955年6月被任命为上海制笔工业公司经理。1958年2月回调北京民建总部工作。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吴羹梅精神焕发，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我国的制笔工献计献策。1982年5月他参加全国政协访日代表团重游了当年实习的真崎大和笔株式会社。1983年轻工业部任命吴羹梅为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1990年6月1日，吴羹梅因病逝世，走完了他人生征程中的最后一站。小小的铅笔，让吴羹梅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