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文章论证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从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中,以及党史研究的专着中,都没有提及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文中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不早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发现,在1983年3月由历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民国学者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以上这段文字,其实就有“相约建党”的关键字眼。如此看来,把这段历史背景概括为“相约建党”,应该是始于1983年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中的这段叙述。
“也许受这段叙述的启发,在此后的报刊上出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概括。”1986年5月,虞崇胜在《江汉论坛》第5期上发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1989年9月由阎稚新、李善雨、肖裕声编着,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一书,在第二章中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标题出现;1991年10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也采用了高一涵的演讲内容,然后结论性地写道“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可以视为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权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