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都是商代的青铜器，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后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后母戊鼎高1.3米，口长1.1米，口宽0.79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画一下，后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原本是一种锅，里面装食物，下面放柴火加热。
可如果食物太大，切割后烹饪不就可以了吗，干吗需要那么大的锅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在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青铜已经冷却了。这样，做好的青铜器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人采取了一些高超的技术手段，才制成了没有裂纹的大型青铜鼎。至于是什么技术，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吧？
当然不是，后母戊鼎是商代进行祭祀仪式时用的礼器。在祭祀仪式中，需要给先祖的神灵献祭食物。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仪式的一部分。后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有这个必要吗？
以前，我们讲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讲能量、讲物资、讲暴力、讲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是靠鲜血和枷锁。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精神层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社会只能纯粹靠暴力。奴隶社会就是这样：奴隶主不和奴隶讲什么道理，只用鞭子和刑具来控制奴隶。这么做的坏处是：需要太多的看守，因为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很差，会逃跑和反抗。一言以蔽之，就是监管成本太高。
采用精神手段，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管理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是祭祀。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庇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成本，统治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后母戊鼎。祭祀仪式的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对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时期，有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使者一听这话，就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因此有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夺取天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词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天下，建立王权了。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后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是一些张牙舞爪、露出狰狞面目的怪兽。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以柔和的曲线代之。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一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周朝就不能这么做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管理呢？
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年代越淡泊。到那时，王权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比如，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烦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制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既听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能力长途旅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你就彻底地抬不起头了，甚至还会受到肉体上的惩罚。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如儿子见爹要磕头，弟子见老师要磕头，大臣见皇帝要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话”“弟子要听老师的话”“大臣要听皇帝的话”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政府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减少人们互相乱打乱杀的混乱情况。在西周时，“礼制”系统还很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大懂得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全国普及，成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手段。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的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摘自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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