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翰林待诏张择端,数年呕心沥血画成《清明上河图》,进贡给宋徽宗赵佶。靖康之难后,《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
清逊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清明上河图》等大批珍宝、书画,盗移出紫禁城。无论在天津法租界的张园,还是伪满洲国的长春,溥仪都将《清明上河图》视为重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仪一行在沈阳机场起飞,准备逃往日本,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截获。溥仪被苏军送到西伯利亚监禁,随身携带的珍宝、书画,由苏军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联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至此再没有人知道《清明上河图》的下落……
来历不明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东北文化部研究处研究室的研究员白仕望,是个“来历不明”的人,说他“来历不明”,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孤儿的身世。
白仕望自小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铺打杂,因为天赋过人,古玩铺的老板特意栽培,让他读书写字,言传身教古书画的鉴赏方法。白仕望又跟北京的书画大家来往密切,书画鉴赏造诣日见深厚。
白仕望跟一般书画鉴赏家不同,有一个关于他鉴定书画的故事,说有一天一个人拿了一张古色古香的画,让他看是不是宋代真品,他打开画不急于细看,而是站在画前面闭上眼睛禅定了好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睛,肯定地说画是真的。那人奇怪地问:“你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是真的?”
白仕望说:“这画的气息只有那个朝代才有,决不会错的。”
那人觉得白仕望很荒谬,再找人鉴定,有说真的,有说假的,后来找到民国怪才收藏鉴赏家张伯驹过目,他细细看了,这才确定是真迹。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也是白仕望被举荐到沈阳东北文化部的一个起因。
白仕望到东北文化部后,不喜欢穿制服,就喜欢穿一袭长衫,戴副小圆眼镜,梳着发丝不乱的分头,说话温文尔雅,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神色总是波澜不惊,举动轻手轻脚,这都是长期在古玩铺养成的习惯。白仕望虽然同人交往寡淡,可鉴赏古书画的功夫在那儿摆着,研究室以至整个东北文化部没人敢小看了他。
1950年8月1日,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将溥仪和随从及伪满大臣一干人,移交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接受思想改造,交接地点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
1952年,白仕望等人受命鉴定与整理东北银行所存历代书法名画,并参与溥仪所盗国宝拨交东北博物馆的接收工作。东北文化部点名白仕望担此重任,所以白仕望是第一个鉴定溥仪所盗国宝的人。
东北银行移交给博物馆的文物,全都堆积在临时库房里,等待专业人员完成入藏的前期工作。
这个临时库房,白仕望来过好多次了,就算鉴定出了稀世珍品,他也没有感到欣喜若狂过。临时库房里安静、凉爽,虽然藏品堆放得毫不在意,却满眼古色古香。
那是一个星期天,白仕望像往常一样,独自泡在临时库房里消磨时间。白仕望刚戴上套袖,就感到库房内原本明亮的阳光,一下子昏暗起来,就像门窗全被古绢布遮严了,阳光只能滤进跟绢布同样的暗黄色。白仕望怔忡地站在操作台前,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潜意识中一股巨大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
库房里的景物在淡化消失,白仕望发觉眼前疏朗开阔起来,这早已不是什么库房了,而且他发觉自己正骑在一匹马上……
惊马懒卒
清明时节,汴京郊外平畴沃野一片生机,河流小桥扁舟,老柳树根盘节瘤,枝条间新绿萌动。一小一老两个脚夫,赶着五头毛驴,驮着木炭向城里进发。
时近中午,离脚夫远远的前面,一行十来人的官员亲属,从郊外踏青归来。便服出游的白提刑骑在马上,殿后的家仆挑着食具,前面轿中的娘子,难得趁着清明出来玩耍,采摘下来的花枝,都插满了轿身。即兴捕猎到的两只雌鸡,家仆显摆地担在肩上。
前面的白色官马,突然狂奔起来,三个家仆大呼小叫着去追赶惊马。白提刑皱起眉头,心想:清明放假,才出来半日,衙门就有事相召,长官平时懒懒散散的,浑不把公务当回事,放假了倒横生出事端来。福全那厮真是个杀才,家里的那匹白马,是我上下衙门骑的,马掌坏了还敢驱使了来接我回去,明知道我骑着马,还单挑了它来,怕是这厮想骑着风光一回吧。我才喝斥他好好牵着,回去到铁匠铺钉马掌,这又是怎么了,人喧马惊的?千万不要踩撞了行人。
惊马闹出的动静还真不小,前面路边的一头黑驴,受到惊马的冲击,又叫又跳起来,幸亏有缰绳牵制着它。坐在茶肆里的客人,闻声向外张望。一老翁急忙招呼在路边玩耍的孙子进屋,另一个持杖老者慌忙侧身而逃,道中的算命先生,步伐踉跄得让人担心他会跌倒。白提刑看得直摇头:还没进城,就先扰民了,这个该杀的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