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还是和平时期，他都置身于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协商有“诚”
周恩来曾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他始终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把协商贯穿于酝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面向各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
1949年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闭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亲自执笔，写出全文。接着就以深度协商的方式，安排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两次，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草案，提交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最终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成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为了劝说着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入阁”,周恩来怀着极大的诚意“三顾茅庐”,反复协商，晓之以理，最终令多次拒绝“做官”的“老者”欣然“出山”.
协商有“方”
在讲到统一战线的方法时，周恩来曾告诫：“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事关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在酝酿决策过程中，周恩来怀着极大的耐心，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讨，充分协商，逐步取得了共识。
1957年3月20日，他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讨论建立自治区问题；3月25日又亲自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长篇总结讲话。讲话全面阐释历史与现实状况，客观分析方案利弊，态度平和，晓之以理，使人们缩小了认识差距。而对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见，周恩来则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说“那是不妥当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在协商过程中，周恩来既注重循循善诱，又坚持正面引导，始终将协商导向正确的方向。正如一位党外人士所说：“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协商有“量”
协商需要有气量、有胸怀，只有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建立互信关系，平等相待，心灵互通，彼此尊重，才能推心置腹，吐真言，出真知，收实效。周恩来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他还强调，“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要“允许唱’对台戏”.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性工程，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从设计到建设，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周恩来于1958年4月，在三门峡工地召开现场会，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结束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尽管由于黄河地质和水情异常复杂，三门峡工程还是留下很多遗憾，但周恩来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广开言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开展协商，包括对于“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四座皆惊的刺耳言语都保持克制，耐心倾听，集思广益，竭尽所能让三门峡工程趋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
协商有“恒”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为什么每星期要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曾经解释说：“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了，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政务会议由全体政务委员参加，而当时的政务委员共有21名，民主党派人士在其中占了一半以上，共有11名。政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民主协商的有效平台。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身兼数职，他从繁忙的党务、军务和国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利用这个协商平台，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广泛汲取智慧，与民主党派杰出人士携手共担治国理政的重任。
在1951年11月召开的109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300多项。直至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206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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