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7年，明王朝除了改年号为隆庆，张居正入阁，还有一个重大事件——谭纶与戚继光北调。
自信演习
张居正是明代最强的内阁首辅，但他毕竟是文臣，所以军事改革的贡献主要在大政方针上，具体改革措施还得靠戚继光等人操作落实。
有人怀疑戚继光南将北调后会水土不服，那戚继光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非常自信。
1568年1月，戚继光上奏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给自己10万兵力，什么难事都可以摆平；中策是给他5万兵力，抵挡北敌南侵没问题，起码可以保国家数十年平安；下策是给他3万兵力，打防守反击也凑合。
张居正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戚继光的了。戚继光没辜负张居正，很快就在新机构树立了威信。不过，戚继光得感谢自己的老部队。尽管他是抗倭名将，但北方的明军并不服管。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通过谭纶和张居正，从浙江调来3000人的老部队作为嫡系。
1569年春，浙兵早晨抵达蓟州时不巧下起了大雨，于是待命站在郊外，没有找地方避雨，更没有进城。直到晚上，浙兵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有军令”。这3000名浙兵成为戚继光的教导队，以之教练其他士兵，于是蓟州部队战斗力很快实现整体跃升。
1572年10月，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视察戚继光的练兵成果，戚继光准备了一次10余万人参加的演习。演习结束后，汪道昆很满意，戚继光也很自豪，说：“我从军20多年，也没见过10余万人一起演习的大场面。”
车兵活用
当然，这还不能真正体现戚继光的水平，更能考验他的事情是能否有效应对北方新的敌人。倭寇难对付，但蒙古军队更麻烦。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从兵力上看，倭寇来犯时2万人就了不得了，但蒙军一来就是几十万，而且北方战线漫长，如果敌军集中一点突破，明军往往只能用“眼神”防守。
第二，从兵种上看，倭寇是步兵，作战半径不大，相对更好防备，而蒙军是骑兵，机动性很强，防不胜防。
第三，从情报上看，倭寇来去受气候和季风影响大，有一定的规律性，而蒙军来去自由，时间上基本不受约束，很难判断其何时来袭。
不过，这一次蒙军运气很不好，遇到了戚继光。在南方对付倭寇，戚继光创造出“鸳鸯阵”。来到北方后，他想出了车、骑、步三大兵种联合作战的办法，以车兵为主角，将三者混编。需要提醒的是，戚继光阵中战车上不是站着士兵而是躺着大炮，作战时专门对付敌人的骑兵，打乱其阵型，然后骑兵和步兵冲杀。戚继光自言，车兵的威力“所恃全在火器”。
戚继光这种战法创新的核心在于把车兵用活了。车兵在战国时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车在军事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运粮。戚继光则根据实际情况让车兵重返历史舞台，还担当主角儿，与步兵和骑兵联袂演出，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戚继光还成功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在漫长战线上对付敌人的集中一点突破。由于战线过长，明军不可能处处设防，遍布重兵，但又不能只顾几处，不管其他。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戚继光的办法是：根据地形和敌人重点进攻方向，将蓟州防区划为东西二协辖十六路（每路3000人），并规定一路有事其他各路谁先增援，谁次之，谁再次之。这样一来，既达到了应援目的，又避免了其他各路因出援而空虚为敌所乘，通过“分而能合”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目标。
贼不入为功
张居正主导、以戚继光为依托的军事改革效果如何，还得用事实说话。实践证明，至少京城的北大门——蓟州安全了，蒙军很少到家门口骚扰。史书记载：“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有人说，戚继光北调后，战绩似不如在南方显赫。这话不假，比如1568年12月，戚继光指挥部队与蒙军朵颜三卫（亦称兀良哈）部第一次交战，史书上只有“大败对手，军威大振”之类的话，却没有杀敌人数记录，明显是战果不彰。
按理，蒙军人数比倭寇多，戚继光杀敌也该更多，但结果不是这样。难道戚继光北调后真的不行了？非也。这不是戚继光的问题，而是张居正的战略所致。
张居正做决策，要考虑军事，更要考虑政治。蓟州这地方特殊，离京城太近，不能犯险。所以，张居正给北境9个军区的定位是：“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也就是说，没有上峰指示，戚继光不能随便越过长城主动出击，如果敌人不来，他根本捞不着仗打，自然少了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
戚继光与李成梁是当时武将中的绝代双骄，戚为何战绩不如李？《明史》说了句公道话：“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不过，1575年1月，蒙军再次来犯，戚继光总算逮着机会，忍不住追出100多里，硬是活捉了朵颜三卫革兰台第八子长秃才罢休。
如此，北敌南侵并杀人越货的记录大大减少了，虽然导致戚继光没多少机会打仗，但这恰恰是朝廷希望看到的结果。对此，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有公允之论：“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了。”他进一步指出：“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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