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人正名的<货殖列传>

[ 历史故事 ]

在写《货殖列传》的时候,司马迁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说,山西、山东,江南、江北都有各自的物产,而这些特产大家都很喜欢,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不同的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得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掌管山林川泽的人饲养动物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

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过上丰足的生活,在什么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原理和规则。

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计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一方面照顾到经济,一方面照顾到军事,那么国君所需的东西也就齐备了。如何在经济上有所安排呢?很简单,你看一下基本的规律,基本的“物之理”。一般来说,在农业上“丰收”与“干旱”参半。在干旱的时候,反而必须准备船只;遇到水灾的时候,反而要准备车。因为干旱结束后必有大水,大水结束后必有干旱。

另一个关键的原则在于“物价”,而受物价影响最大的是农作物。计然同样给出了一个公式。谷价如果低到二十钱一斗,则“谷贱伤农”;如果谷价高到九十钱一斗,那些必须买食物的升斗小民就倒霉了。所以必须控制物价。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实现货币流通,货币流通越畅,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能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久而久之,国家必然能够累积财富,进而变得强大。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为越国打仗的人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待遇。因此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国。越王勾践达到了报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之后,范蠡去了齐国,他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着的国家。

到了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牢固,齐国就发展出复杂而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经济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深化自己的人生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背景下,范蠡要将这些生财之计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先到了齐。过了一阵子,他又离开齐到了陶,在那里换了一个名字,叫作朱公。

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里是水陆码头,一个交通枢纽,各地的货物都会来到这里。所以范蠡就在这里“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用这种方式成为典范。因此后来中国讲到有钱人,一般都称其为“陶朱公”。在司马迁的眼中,货殖有一种特性,不管是经营、国家,道理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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