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氏起源及历史

  耶律姓是中华复姓之一，辽朝国姓，汉化姓氏为刘姓。源于契丹族鲜卑分支宇文部支，出自契丹迭剌部耶律家族，属于以家族名称为氏。《辽史·后妃传》记载：“耶律氏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辽史·国语解》记载：“耶律和萧两个姓，以汉字书者曰刘、萧，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刺、石抹”。《金史·国语解》记载：“移喇曰刘，石抹曰萧”。耶律姓当今人口数不足千人，排名在第三千六百九十七位。

【得姓始祖】

  耶律涅里：大辽国稚形的最初奠基者，是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他亲手摧毁了当年窟哥建立的亲唐政权“松漠都督政权”，终结了“大贺氏联盟”，开启了契丹人走向世界顶峰的遥辇氏时代。耶律氏族人皆尊奉耶律涅里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于契丹族，出自宇文鲜卑分支契丹迭剌部耶律氏家族，属于以家族名称为氏。

  契丹民族，是中国北方很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原来属于东胡族系，论起源则是源自东胡的一个支系即鲜卑族。鲜卑族中有一个宇文部，契丹就是这个宇文部的分支之一。

  “契丹”这个名称，最早在中国史书中出现是在公元四世纪的北魏时期，在当时分布在辽水流域以北的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一带，过着渔猎畜牧的氏族部落生活，以逐水草游牧为主。在北魏王朝后期，契丹逐渐形成了八部，这八部之间互不管辖，也没有什么联系。各部皆独立地和北魏王朝政府保持着朝贡关系。

  到了隋朝时期，由于突厥民族的势力急剧扩张，对各部族征伐不止，契丹各部为防卫突厥，开始互相联系、支援，后来形成了初期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

  唐朝初期，契丹民族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体制是在八部酋长中共同选举一人为首领，或者叫盟主。任期三年，到期改选，但大贺氏的人有世选的特权，这种体制已经拥有了全面的行政管理权力。大贺氏后来率部归入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授予旗鼓，以表示对首领权威的承认。接着，唐朝政府又在契丹地区设置了行政机构，即松漠都督府，任命大贺氏为都督。

  至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期，深得契丹族人拥护的可突于杀了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邵固之后，立屈列(一作屈烈)为主，屈列即史籍《辽史》中记载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也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势力这两个贵族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场严酷较量。

  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邵固被杀后，邵固之妻东华公主(东光公主)逃奔唐朝平卢军(今辽宁朝阳)，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后，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侵扰唐朝边境，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军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至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当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张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之后，降于唐朝。

  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耶律·涅里(一作耶律·泥礼或耶律·雅里、耶律·涅礼，即辽始祖)所杀，耶律·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当时耶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而是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转而附唐，唐玄宗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且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部落联盟盟主的地位逐渐稳定下来。

  遥辇氏部落联盟后来演化为八个大部，是在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农历12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发动“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开始互相残杀，致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开始这八个大部的名号分别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是为前八部，但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只有十余年;后又再次改组为后八部，名号分别为：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

  从契丹八部的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相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各部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氏部落联盟在后来被回纥民族统治了一段时期，由于不堪忍受回纥贵族的盘剥和欺辱，又趁回纥内乱之机重新归附于唐王朝，而唐王朝后期的衰落，又给契丹民族的完全独立发展提供了良机。

  在遥辇氏部落联盟后期，由于唐朝末年的中原混战，使得北方一部分汉族人纷纷逃入契丹地区，躲避战乱。汉族的先进生产力及其他技术对契丹民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契丹八部中的迭剌部又离中原较近，所以发展最快，势力超过了其他七部。

  契丹迭剌部的夷离堇(部落酋长、联盟军事首长)一直由耶律氏家族世袭担任，这个家族从耶律·阿保机的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新整顿契丹部落联盟，担任了夷离堇之后，就进入了契丹社会的上层，而且从七世祖开始就掌握了联盟的军权，地位仅次于联盟首领。

  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担任契丹迭剌部的夷离堇时，“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族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同时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耶律阿保机之父耶律·撒拉的时候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父耶律述澜接替耶律·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使得契丹族人在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

  不久，契丹迭剌部开始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今河北易县)、定(今河北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及此后契丹社会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契丹迭剌部的部落组织形式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已有了发达的牧业和农业，势力渐次强大，社会的发展也很快，开始由原始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国家过渡。

  之后，部落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经成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实际上，自洼可汗至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一百六十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这九位契丹可汗，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而军事首领一职，从耶律涅里开始一直到耶律阿保机，也一直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氏家族担任，耶律氏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酋长。

  耶律氏家族后来逐次统一了契丹各部，最后建立了辽国政权，并立国达二百零九年(公元916～1125年)。耶律氏家族在辽、宋、金时期发展到颠峰。

  北宋与金国联手在北宋徽宗赵佶宣和七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五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辽国之后，称耶律氏为“移喇氏”，多数族人被裹胁入女真族。自从蒙古又与南宋联手在南宋理宗赵昀端平元年(蒙古木亦坚汗孛尔只斤·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再灭金国后，由于辅佐并受到成吉思汗尊敬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之影响，耶律氏(移喇氏)一族仍十分兴旺，但到了元朝以后，该姓氏群体开始逐渐隐息，原因是耶律氏族人为了躲避祸乱，纷纷转改为其他姓氏所致，例如满族的伊喇氏(移喇氏，Ilan Hala)、叶禄氏(Yelu Hala)等，后有多冠汉族为刘氏、王氏、肖氏、萧氏、李氏、黄氏、白氏、苏氏、包氏、蒋氏、谷氏等等，其中以王氏为多。

  耶律氏族人皆尊奉耶律涅里为得姓始祖。

  源流二

  汉姓所改，因赐姓而得：耶律隆运，本姓韩;耶律俨，本姓李，并赐姓耶律氏。又，道宗时行营都部署李解禧、北院宣徽使刘霖、枢密副使王观、都承旨杨兴工，各赐姓耶律氏。

【迁徙分布】

  迁徙

  契丹族称始见于史籍《魏书·契丹传》的记载：“登国中(公元386～395年)，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即在北魏时期。而汉族人记契丹事，以史籍《资治通鉴》为最早，谓晋安帝义熙元年农历12月初(北魏天赐二年，公元406年)，“燕王熙袭契丹”。

  契丹称号见于朝鲜的史籍《三国史记》，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已有契丹族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十一年。实则，契丹族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公元四世纪中叶。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在史籍《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记载中皆云之;一说源于匈奴，有史籍《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记载。另外，又派生出两说：一说“是匈奴与鲜卑融合的混种”，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

  大多数学者认为，契丹族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民族本身也是出自东胡，这在史籍《后汉书》等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契丹来源于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朝时期史家之笔，而“契丹为匈奴之种”的说法，则是数百年后宋朝学者的说法。当然，鲜卑族本身的民族成分就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余种”，鲜卑宇文部更是如此。

  东汉和帝刘肇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匈奴民族被汉军大将耿夔率军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民族进据了匈奴故地，当时“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族人加入了鲜卑，而且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是从此“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文化交融的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

  史学家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

  因此，今人不能把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族人简单地看作是“匈奴之种”，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并不是单纯的血缘集团，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个种族主源，但总体上都是多源流融合形成的。

  契丹民族存在的一千年左右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公元四世纪中叶～十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其形成期;从公元十世纪初～十二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族人建立辽国时期;辽国灭亡后～十四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国成立前的五个半世纪中，契丹族人的历史又经历了三个时期：从公元四世纪中叶～七世纪初(隋末唐初)为古八部时期;公元七世纪初～八世纪上半叶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

  从史籍《魏书·契丹传》中记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期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对于八部的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民族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契丹族的居处地域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的居住地，按史籍《辽史》的记载并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实际上，契丹族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鲜卑族慕容皝所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东晋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为北魏所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南朝宋升明三年(辽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以东(今大凌河，今辽宁北票、阜新和彰武)一带;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为北齐所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平州(今河北卢龙)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公元六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族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族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原始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到了隋朝，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这一时期契丹族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在公元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族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族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唐武德初年，已“数抄”唐朝边境。

  契丹民族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史籍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史籍《辽史·世表》中记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史籍《隋书·契丹传》中记载：“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一百年，仍分八部。史籍《新唐书·契丹传》中记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族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族人，史籍《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一百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而平时的生产和生活则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族人，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族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这种“君长”世系，史籍《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了十汗名(一说九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六汗均在唐朝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十汗序列为：咄罗、摩会、窟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可从他们的历史记载中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

  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向唐朝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

  摩会：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朝唐，唐政府“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

  窟哥：唐朝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

  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8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依附突厥近十年)。

  失活：唐开元二～三年(公元714～715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

  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朝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十余年。

  郁于：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玄宗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

  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

  邵固：咄于奔唐后，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朝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

  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

  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深得契丹族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一作屈烈)为主，屈列即史籍《辽史》中记载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也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

  邵固被杀后，邵固之妻东华公主(亦作东光公主)逃奔唐朝平卢军(今辽宁朝阳)，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后，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侵扰唐朝边境，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军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至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当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张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朝。

  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朝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转而附唐，唐朝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

  北宋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史籍《辽史》中记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而《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十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族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一百年。到了公元九世纪下半叶(唐咸通～光启年间)，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史籍《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显然大多了。“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

  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族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耶律·阿保机之父耶律·撒拉的时候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父耶律·述澜接替耶律·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族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族人在公元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今河北易县)、定(今河北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

  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实际上，自洼可汗至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一百六十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耶律·涅里至耶律·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氏家族担任。耶律氏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

  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朝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即契丹族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

  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七百(一作一千)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二是契丹族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契丹族的经济、文化活动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族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其时与汉族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公元六世纪末，一千余家契丹族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是汉族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族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公元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族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族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族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三十九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族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族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族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

  后晋天福元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族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族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北宋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榷场贸易是契丹族人与辽境外汉族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早在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耶律·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北宋太平兴国二年(辽保宁九年，公元977年)，北宋政府在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族人与契丹族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

  “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即宋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辽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保州(今河北保定)、涿州新城(今河北新城旧城)、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族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族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

  分布

  通过《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辽代石刻文编》中列出的耶律氏墓志出土地点，可以看出，最南边的耶律氏墓志出土于河北平泉县，位于辽中京大定府附近;最北边的墓志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在辽上京东侧附近;最西边的墓志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在辽上京的西南侧附近;最东边的墓志出土于辽宁义县(辽中京道宜州)、北票、北镇(辽中京道显州)附近，这一区域正是潢河、土河流域，即契丹的“腹心部”地区。同时可以看出前后不同时期，有两个中心，早期基本上在辽上京临潢府附近，中晚期基本上在中京大定府、兴中府附近，从中不但能看出耶律姓氏不同时期分布的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出辽国政治、经济中心由北往南发展，首都由上京到中京迁移的历史轨迹。

  契丹萧氏墓志虽然不多，但集中分布在以辽宁阜新为中心的辽西南地区，其中以阜新最为集中，共有四处。阜新地区的萧氏家族共有三大系：一是萧阿古只家族。从阜新地区辽墓的发掘和出土的墓志来看，基本上都和萧阿古只家族有联系，《萧仅墓志》对整个族系记载较为清晰，说明从阿古只在阜新建豪州起，至辽朝终，其家族一直活跃在这个地区。二是萧德温家族。《萧德温墓志》载：“一门生于三后，四世出于十王”，向南先生考证，“一门生于三后”，指圣宗钦哀皇后、兴宗仁懿皇后、道宗宣懿皇后;“四世出于十王”，十王至大康元年可考知者：晋国王萧和、齐国王孝穆、晋国王孝先、楚国王孝忠、丰国王孝友、楚国王孝惠、陈王知足、齐王无曲、柳城郡王术哲。可谓豪门显赫之族。三是萧慎微家族。因墓志残缺，族系不是太清楚，但也可看出家族的显赫。从遍布在阜新地区乡镇村屯的辽代遗迹看，当时人口应该非常密集，经济相当发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辽代契丹皇族，即耶律氏的分布地区，早期以上京临潢府为中心，中期以后以中京大定府为中心，反映了“世保承祧之业”的耶律氏居住在契丹的“腹心部”地区;而契丹后族，即萧氏，分布地区则在“腹心部”的东部和南部，以法库、彰武、阜新为中心，沿东北――西南方向依次排列，他们以医巫闾山等山地和科尔沁沙漠为屏障，构筑了一条辽腹心地区与东京道原渤海地区之间的一道屏障和保护带。二族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军事上对国家安全更是有力的保障，尤其是作为后族的萧氏“北可捍卫潢、土两河，南可控制辽东，随时出其家兵，配合国家军队，镇压辽东各族人民的反辽斗争，以巩固契丹人的统治”。因此，其地位和作用是中原历代王朝后族所无法比拟的。元朝以后开始逐渐衰落，耶律氏族人为避祸乱，多改为刘姓。

【郡望堂号】

  郡望

  辽西郡：战国燕置。秦汉治所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辖境相当今河北迁西、乐亭以东、长城以南，辽宁松岭山以东、大凌河下游以西地区，属幽州刺史部。其后辖境渐小，十六国前燕移治令支(今河北迁安南)，北燕又移治肥如(今卢龙北)。北齐废入北平郡。

  堂号

  (暂缺)

  字辈

  (暂缺)

【楹联典故】

  耶律庭前千株树;

  莽蒋祠内一堂春。

  ——此联为云南省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蒋氏宗祠门联。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族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从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典故轶事】

  契丹详述

  契丹族称始见于史籍《魏书·契丹传》的记载：“登国中(公元386～395年)，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即在北魏时期。而汉族人记契丹事，以史籍《资治通鉴》为最早，谓晋安帝义熙元年农历12月初(北魏天赐二年，公元406年)，“燕王熙袭契丹”。

  契丹称号见于朝鲜的史籍《三国史记》，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已有契丹族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十一年。实则，契丹族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公元四世纪中叶。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在史籍《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记载中皆云之;一说源于匈奴，有史籍《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记载。另外，又派生出两说：一说“是匈奴与鲜卑融合的混种”，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

  大多数学者认为，契丹族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民族本身也是出自东胡，这在史籍《后汉书》等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契丹来源于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朝时期史家之笔，而“契丹为匈奴之种”的说法，则是数百年后宋朝学者的说法。当然，鲜卑族本身的民族成分就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余种”，鲜卑宇文部更是如此。

  东汉和帝刘肇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匈奴民族被汉军大将耿夔率军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民族进据了匈奴故地，当时“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族人加入了鲜卑，而且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是从此“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文化交融的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

  史学家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

  因此，今人不能把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族人简单地看作是“匈奴之种”，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并不是单纯的血缘集团，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个种族主源，但总体上都是多源流融合形成的。

  契丹民族存在的一千年左右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公元四世纪中叶～十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其形成期;从公元十世纪初～十二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族人建立辽国时期;辽国灭亡后～十四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国成立前的五个半世纪中，契丹族人的历史又经历了三个时期：从公元四世纪中叶～七世纪初(隋末唐初)为古八部时期;公元七世纪初～八世纪上半叶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

  从史籍《魏书·契丹传》中记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期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对于八部的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民族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契丹族的居处地域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的居住地，按史籍《辽史》的记载并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实际上，契丹族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鲜卑族慕容皝所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东晋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为北魏所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南朝宋升明三年(辽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以东(今大凌河，今辽宁北票、阜新和彰武)一带;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为北齐所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平州(今河北卢龙)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公元六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族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族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原始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到了隋朝，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这一时期契丹族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在公元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族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族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唐武德初年，已“数抄”唐朝边境。

  契丹民族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史籍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史籍《辽史·世表》中记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史籍《隋书·契丹传》中记载：“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一百年，仍分八部。史籍《新唐书·契丹传》中记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族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族人，史籍《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一百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而平时的生产和生活则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族人，既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族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这种“君长”世系，史籍《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了十汗名(一说九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六汗均在唐朝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十汗序列为：咄罗、摩会、窟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可从他们的历史记载中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

  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向唐朝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

  摩会：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朝唐，唐政府“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

  窟哥：唐朝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

  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8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依附突厥近十年)。

  失活：唐开元二～三年(公元714～715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

  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朝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十余年。

  郁于：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玄宗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

  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

  邵固：咄于奔唐后，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朝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

  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

  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深得契丹族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一作屈烈)为主，屈列即史籍《辽史》中记载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也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

  邵固被杀后，邵固之妻东华公主(亦作东光公主)逃奔唐朝平卢军(今辽宁朝阳)，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后，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侵扰唐朝边境，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军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至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当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张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朝。

  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朝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转而附唐，唐朝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

  北宋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史籍《辽史》中记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而《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十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族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一百年。到了公元九世纪下半叶(唐咸通～光启年间)，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史籍《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显然大多了。“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

  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族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耶律·阿保机之父耶律·撒拉的时候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父耶律·述澜接替耶律·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族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族人在公元公元九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今河北易县)、定(今河北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

  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实际上，自洼可汗至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一百六十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耶律·涅里至耶律·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氏家族担任。耶律氏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

  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唐朝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即契丹族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

  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七百(一作一千)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二是契丹族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契丹族的经济、文化活动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族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其时与汉族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公元六世纪末，一千余家契丹族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是汉族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族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公元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族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族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族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三十九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族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族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族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

  后晋天福元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族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族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北宋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榷场贸易是契丹族人与辽境外汉族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早在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耶律·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北宋太平兴国二年(辽保宁九年，公元977年)，北宋政府在镇(今河北正定)、易(今河北易县)、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县)、沧(今河北沧州)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族人与契丹族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

  “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即宋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辽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保州(今河北保定)、涿州新城(今河北新城旧城)、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族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族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

  交换的主要货物，契丹输出的是布、羊、马、骆驼、北珠、玉器等，北宋输出的是香、茶、药、犀角、象牙、苏木、缯布、漆器、瓷器、秔稻和各种图书等。辽方史料载，辽圣宗时的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赢老之羊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宋方史料记载，榷场使北宋“岁获四十余万”，“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互通有无，而且数额很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两民族人民间榷场之外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北宋都城百官食用的牛羊肉，多靠从契丹境私贩手中买得。私相买卖的货物，大多为双方禁止出口的物品。辽方私人宋境的，主要是盐，其次是马牛羊等，北宋私入契丹区内的，主要是《九经》注疏以外的书籍和硫黄、焰硝、卢甘石等。聘使往还，是两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着眼点虽是维系两民族间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但在一往一来的活动中，双方均带去大量礼品和带回“赐物”，加上使节们另外捎带一些货物易其所需，使这种交往实际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种形式，早在后晋天福八年(辽会同六年，公元943年)，耶律·德光和其兄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通南唐，除携带三百匹马、三万五千只羊作为贡物外，又别持三千只羊、两百匹马，市易罗纨、茶、药。

  北宋王朝建立不久，辽宋双方就有了正式聘问，中间虽因一度战起中断，但“澶渊之盟”后一百余年间，除宋朝一直恪守着岁赠契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外，双方于每年正旦、帝和帝母生辰等节日，均互派使臣往贺，带去的礼品和赏赐使臣的赠物，皆有定额。契丹贺宋帝及帝母生辰礼品，按例除衣饰等物外，还有鞍辔等各种马具、毛毡、弓箭、皮革制品、牛羊、山果等物及“御马六匹、散马二百匹”;宋贺契丹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除有金银酒食器、酒、茶、乐器等外，还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上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发展，尤其是契丹社会的发展。

  辽宋两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再揭示一二。如契丹字是仿汉字偏旁制成的。又如自耶律·阿保机于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诏建孔子庙后，契丹历代君主均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使汉族崇尚的懦家思想在契丹族人中获得空前的传播与发展。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契丹文化中吸取不少营养，如多次出使契丹的宋臣余靖，就能用契丹语作诗。又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善画草原风光画，其“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契丹族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族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

  然而，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舟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八节”贡献和回赐，据史籍《契丹国志》记载，贡献物有细马二十匹、粗马两百匹、驼一百头、绵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从容石，井盐各一千斛;回赐品除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等外，还有“细锦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此外，西夏还于宋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西夏拱化五年，公元1067年)遣使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宋绍圣二年(辽寿昌元年，西夏天佑民安六年，公元1095年)又“进贝多叶佛经”。榷场贸易，据史籍《大金国志》记载：契丹在云中(今山西大同)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乌喇特前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沙尔沁)、银瓮口(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萨拉齐)等地设有榷场，与党项人互通有无，只是严禁卖铁给西夏。北宋庆历二年～嘉祐八年(辽重熙十一年～清宁九年，公元1042～1063年)，辽国又先后禁止契丹族人将马、铜卖给党项人。私相交换，不仅存在于民间，党项使节在出使契丹时，也携带货物沿途与契丹族人交易。因此，辽兴宗耶律·宗真于北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下诏，“禁夏国使沿途市金、铁”。可见，私相贸易量也很大。交换物品，除金、铁、铜、马外，其它均可自由买卖;同时又说明，几种被禁品，亦是私相交换的物品。

  ·契丹族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经济使契丹族人拥有一支骠悍劲疾的武装力量。

  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契丹国立国的二百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

  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辽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辽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族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族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耶律·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后晋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族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耶律·阿保机在平定刺葛诸弟之乱后，即“专意于农”，这时主要还是“率汉族人耕种”。

  后梁龙德二年(辽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因北大浓兀部人口增多，耶律·阿保机将其一分为二，并“程以树艺”，而二部农业种植又比较成功，于是邻近“诸部效之”，从事农耕的契丹部落逐渐增多。耶律·德光当政后，不仅为了“无害农务”在“农务方兴”之时不“东幸”，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地沃宜耕种”的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周围向更北的地区拓展。最先被迁往北部边地开拓农业生产的是迭刺部人：后晋天福四年(辽会同二年，公元939年)，命北、南院徙欧昆等三石烈至水草丰美的乌古部地区，并将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作为农田耕种。次年，又将于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的“近地”，赐于南院的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耕种。

  契丹族人于公元十世纪上半叶在寒冷的克鲁伦河一带开始垦地种植的历史，已为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场、蒙古国东方省祖赫雷姆城考古中所发现的辽国的耕地和水渠遗址所证实。据旧史所记，后晋天福四年(辽会同二年，公元939年)农历7月，乙室部大王因“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耶律·挞烈在辽应历初任南院大王时因均赋，劝耕稼，“年谷屡稔”被朝议为“富民大王”，反映了农业在契丹诸部中，至少在迭剌部、乙室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辽圣宗时，为防止阻卜等部扰边，被调往西北边境驻防的契丹部落按史籍《辽史·部族志》记载，有品、楮特、突吕不诸部，他们“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了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

  农业生产又被推广到辽国的西北部边境地区。镇守寒冷边地的部落尚需在繁重戍守任务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勿庸多言，驻守西南和南部边境以及其内地的契丹部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农业。由于契丹族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宋太平兴国二年(辽保宁九年，公元977年)，辽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二十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族人生产)。辽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

  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辽兴宗、辽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五十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族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族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族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耶律·述律后在谏止耶律·阿保机南攻镇州时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在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在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北宋元祐元年(辽大安二年，公元108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一百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族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辽国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后梁贞明五年(辽神册四年，公元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一千匹，女真、直不姑等一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两万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三百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辽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二十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辽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国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辽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北宋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公元1075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北宋元丰七年(辽大康八年，公元1082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农历4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辽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族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辽国建国前的情况

  契丹族在建立国家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契丹族长期流传着古老的传说：在上古时代，有男子乘白马自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女子乘青牛车自土河(今老哈河)而来，相遇为配偶，生八子。他们的子孙组成为八个部落。这个传说表明：契丹自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主要的活动地区即在潢河、土河流域，互为兄弟的八个部落来自共同的男祖先。

  历史文献上关于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开始于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北魏时期，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八个部落各自独立活动，并未形成联合。八个部落的名称是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羽真侯。他们经营游牧生活，以车马为家，逐水草迁徙。在北朝时期，契丹族一再遭到北魏和北齐的打击，对外的发展受到阻遏。

  隋朝时期，隋将韦云起曾发大兵攻打契丹，契丹遭到惨重的失败，丧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对外作战的需要促使契丹各部走向联合，每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有征伐由酋帅聚议，兴兵则合符契。

  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由大贺氏选充，有胜兵四万。契丹别部孙氏(审密)与大贺氏联盟通婚姻。此外，还有一些契丹部落受唐朝统辖，不在联盟之内。唐太宗贞观时，大贺氏联盟依附于唐朝。唐朝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各部落长称刺史，唐朝以营州都督控制松漠。

  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李尽忠(唐朝政府所赐姓名)与别部孙万荣，杀唐营州都督赵文□，占据营州(辽宁大小凌河流域，治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反唐。武则天派遣二十八名大将出击契丹。李尽忠在作战中败死。孙万荣代领部众南下，武后发大军出战，大败，孙万荣攻掠幽州(今北京)。唐朝再发大军出击，并联络契丹邻族奚兵夹击契丹，孙万荣败死，契丹大贺氏联盟遭到沉重打击。

  这时，突厥又在北方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唐玄宗执政时期，突厥逐渐衰落，契丹联盟长失活再度附唐。唐朝仍加号松漠都督，又号静析军大使。大约从突厥统治时期，联盟中统领兵马的军事首长的地位益加显要，唐朝加号为静析军副大使。军事首长可突于一再操纵联盟长的选举，甚至杀死大贺氏联盟长。最后推翻了世选的大贺氏，又背唐依附突厥。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43年)，唐朝联合契丹大贺氏联盟以外的乙室活部的部长郁捷，斩可突于。唐封郁捷为松漠都督。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44年)，郁捷又被部落贵族涅里杀死。

  涅里击败突厥，背唐自立，重建起契丹部落联盟。涅里重建的部落联盟，自遥辇氏贵族中推选联盟长。号称可汗。涅里任军事首长，称夷离堇。新建的联盟，以乙室活部为基础，划分为乙室、迭汗两部。战乱中流散的其他部落和氏族，被收集编组成六部，以符合八部的传统。

  遥辇氏联盟其实是乙室、迭汗两个兄弟部落与其他流散部落氏族的结集。联盟夷离堇，由迭汗部中选任。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回纥推翻突厥，建立回鹘汗国。此后约一百年间，契丹处于回纥国的统治之下，发展是缓慢的。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唐朝也已处于衰落的时期，契丹由此得到发展的有利条件。

  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3年)以后，契丹不断向外扩张，从邻近的奚族和北方的乌古、室韦等族以及汉族人地区，掳掠居民，以充奴隶。痕德堇可汗时，迭汗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他攻掠唐朝的河东代北九郡，俘掠生口九万五千余。唐天佑二年(公元905年)，耶律·阿保机又进攻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领地，俘回各州汉族人居民。次年，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十年间，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在后梁贞明二年(辽神册元年，公元916年)，建元神册，建立了契丹族辽国家。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抗争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以北宋的建立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里，约以契丹国建立前后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立园前，契丹贵族为了求得民族发展和维护民族尊严，对中原王朝和割据的汉族政权，是“时服时叛”或相互争夺;立国后，正值中原各族称霸自立，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使聘往来。相互利用。在后一时期里，以“澶渊之盟”为界文可分为两个阶段：盟约订立前，契丹贵族为抗击宋统治者北进，争夺中原领导权、多次与北宋兵戎相见;盟约订立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往来。

  契丹显贵与汉族统治者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对抗，是在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时为松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尽忠，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率众杀赵文翙反唐，自号无上可汗。唐武则天发重兵镇压，经过一年多鏖战，虽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但契丹族人转附突厥(后为回纥)，自此对唐王朝时叛时服。

  唐朝末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刘仁恭三大军事集团相互争夺。在多边角逐中，契丹贵族与李(克用)保持等距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朱(温)、刘(仁恭)两个汉族人统治集团，采取远交朱温近攻刘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唐天佑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在颠覆了唐朝建立后梁政权，遣使通告契丹，耶律·阿保机即“遣使者袍饬梅老聘梁”，据统计，自公元907～923年的十六年中，双方使节往来达二十一次之多。朱温建立后梁不久，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国。在五代十国时的半个世纪里，契丹贵族除以良马厚赂后梁“以求册封”保持良好关系外，还与吴越、吴、南唐、闽、荆南和楚，先后均有交聘，而以与吴越和南唐为最多，与吴越来往凡十四次，与南唐有四十八次之多。

  由于耶律·德光曾一度称霸中原，吴越还曾奉辽的正朔。后周广顺元年(辽天禄五年，公元951年)汉族人郭威建立后周，虽与契丹为近邻，然由于先与后蜀、南唐争战，无力北顾，而契丹当时又是不亲国事的辽穆宗耶律·璟当政，故起初双方是友好相处的。但是，双方各有打算，即契丹企图通过支持沙陀人建立的北汉以遏止后周发展，在政治上保持霸主地位，而后周则想解除北进后顾之忧后再图恢复中原失地。因此，当周世宗柴荣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遂于后周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农历4月，北攻契丹，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农历5月又取流州，自此双方进入敌对状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了北宋王朝，契丹贵族则是与北宋王朝的争夺了。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赵匡胤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尽管契丹自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起多次遣使聘宋，但宋太宗赵匡义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辽保宁十年，公元978年)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农历1月，即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农历5月灭北汉后，农历6月亲率大军发动了对契丹的战争，开始了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自此直至“澶渊之盟”和约签订，北宋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统一，向契丹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四次。

  ⑴.宋朝对契丹的两次进攻：

  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备，挥戈东征，企图一举攻克幽州(辽国南京，今北京市)，夺取燕云十六州。宋兵进围南京城，契丹军在高梁河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被斩“万余级”，丢失兵仗、器甲、军粮、货币等不可胜计，宋太宗“仅以身免”，奔涿州(今河北涿县)“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

  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契丹以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蒲领分别率师抗击东、西、中三路宋兵，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赴前线督战。宋军由于部署和指挥失宜，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使宋统治者对契丹不再主动进攻，但尚未完全放弃夺取幽蓟的想法。而契丹族人认为，“自是宋不敢北向”了。

  ⑵.契丹贵族对北宋的进攻：

  宋兵在高梁河之役溃败后，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围城之役”，连续三次发兵攻宋，想试图统一南方。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农历9月，辽景宗以耶律·沙为监军，命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耶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大举南伐。农历10月在满城(今河北满城)与宋兵交战，宋军以诈降大败辽军，辽损兵折将，溃败而归。

  辽景宗耻于满城之败，次年又亲率大军南征，遭到宋军顽强抵抗，不得不“班师”北返。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辽国又兴师“南伐，战不利”，被迫还军。辽宋攻战表明，双方力量皆自守有余，攻人不足，妥协势在必行。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的辅佐下，采取了以战迫和的主动行动。

  北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在主战派寇准等劝促下虽身临前线，却坚欲遣使议和，并云年给契丹的馈赠“虽百万亦可”。于12月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和议的主要内容：①北宋朝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③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

  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但也认识到对宋朝不能“妄动”，所以至辽国灭亡的一百多年间，辽宋两国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其间虽曾发生辽国要挟宋朝“割关南十县地”之边界纠纷，但由于宋朝以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相报，终未再动干戈。

  ·契丹、党项贵族间的相互利用

  契丹民族建辽国时，党项诸部据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陕西省北部地区。阿保机西征，党项族是其掠夺的对象之一。耶律·德光之子耶律·石晋，称霸中原，党项酋李彝兴曾一度受辽封为“西南招讨使”。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征战，袭位的李继捧因与“诸父、昆弟多相怨”，次年亲率族人朝北宋，要求留居不归。继捧族弟李继迁因而“叛宋”，出奔至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东北一百五十公里之地斤泽。

  宋兵侦知其所在后遣军讨之，继迁力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契丹和党项贵族间相互利用制宋，以致后来形成辽、宋、夏鼎立局面。李继迁投靠契丹在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农历2月，他时据有银州(今陕西横山)等地，辽圣宗即授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官爵。不久，宋军第二次向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又被击溃，李继迁看到了契丹国的强大，向辽求婚，以求得契丹族人的保护。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为义成公主以许之。此后，契丹、党项贵族间有过两次通婚。

  通婚联姻，是契丹、党项贵族间维系臣属关系，借对方之力遏止宋王朝的手段之一。北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李继迁以攻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契丹，辽圣宗即派专使往封继迁为夏国王。西夏成为辽国的属国自此始。党项贵族认识到，宋朝进攻契丹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虽遭惨败，但契丹对宋朝发动的几次报复战争也多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角逐，原来以宋朝为敌的党项贵族，虽主要依靠契丹贵族与宋抗争，但为了不完全受辽国的控制，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向宋朝纳贡，接受宋朝的册封。如北宋至道元年(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农历1月，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人犯宋边境，当德威惨败仅以身免后，不久李继迁即派左都押衙张浦以良马、橐驼贡献于宋朝。旋即宋朝又进攻党项，李继迁在粉碎了宋军的进讨后，又于北宋咸平元年(辽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春上表宋廷，表示归顺，并接受了宋真宗授予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的官职。

  其后的党项贵族，大多也采取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北宋天圣九年(辽景福元年，公元1031年)李元昊为夏国王，他是党项族中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者，北宋景祐五年(辽重熙七年，西夏大庆三年，公元1038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形成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

  西夏虽是鼎立中最弱的一方，然亦已羽毛丰满。由于元吴奉行扩张政策，引诱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反叛，与契丹贵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导致北宋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公元1044年)和北宋皇祐元年(辽重熙十八年，西夏延嗣宁国元年，公元1049年)辽征西夏的两次战争。因辽国始终把北宋看作大敌，西夏又屡与北宋发生争战，并使宋朝在与西夏交界的千里防线上驻扎了四十余万军队，故契丹贵族对西夏的征讨是有节制的，一旦西夏主向其“请罪”、“进降表”，即班师，又恢复旧日的亲密关系。所以在旧史中，屡提及辽在西夏与宋的冲突中，总是站在西夏一边，或为其向宋“请和”，或遣使于宋“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

  但由于“澶渊之盟”后契丹与宋朝约为弟兄国，有时亦制止党项贵族的轻举妄动。如在宋庆历三年(辽重熙十二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公元1043年)，李元昊遣使于契丹“请代宋”，因辽“不从”而罢。

  综观有辽一朝，辽与西夏尽管有两次冲突，但契丹贵族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和支持党项贵族以牵制北宋，使宋军无力北伐;而党项贵族亦依恃契丹贵族，与北宋相抗。正是有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故到契丹国行将灭亡之际，还出现过西夏国主李乾顺先率兵助辽抗金，后又遣使请西逃的辽天祚帝“临其国”。

  ·辽国的建立和政制

  辽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国北半部达两个多世纪，其强盛时所辖地域幅员万里。后梁贞明二年(辽神册元年，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号“辽”，历史上又称“大契丹”，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被女真人所灭。辽国灭亡后，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北走可敦城，建立了西辽政权，在历史上再继续存在了近百年之久。

  辽国建国后，创契丹大、小字，定法律。官制有北面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治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族人事务，即国初所定“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族人”。北面官制保存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残余。

  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辽国的经济生活，以渔猎、畜牧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汉族人与渤海人民住地以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辽国中期以后，手工业、冶铁、瓷器制造以及金银矿的开采等较发达。

  辽国的商业十分繁荣。五京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与其周邻诸国的贸易交流也甚为密切，如与宋朝、女真、西夏以及西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

  ·辽、金和其他政权的疆域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人发祥于潢河流域(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在五代初期崛起。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代遥辇氏为契丹主，并八部为一国，于后梁贞明二年(辽神册元年，公元916年)称帝。

  契丹相继征服周围的奚、霫、黑车子室韦、女真、乌古、室韦、吐谷浑、党项、鞑靼、沙陀等部，攻取营州、平州、辽东(今滦河、辽河流域)，并于后唐同光四年(辽天赞五年，公元926年)农历1月灭渤海国，于后晋天福元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取得了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⑴.辽国：

  辽国的稳定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东抵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其南界的西段大致按今中蒙边界分别与西州回鹘、西夏相接，东段在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境内与北宋为界。辽灭渤海后，还一直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原属渤海国的一块土地，因此辽与高丽的边界大致在今朝鲜咸兴至鸭绿江口南岸一线。

  与大多中原王朝一样，辽国的疆域内也有不同的管辖方式。它的主要部分，即以汉族人为主的农业地区设置了州县，与唐宋的统治并无二致。而在西北的游牧民族地区筑了边防城，实施军事控制，类似汉唐的都护府。对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的统治与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相似，又因其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对江以西的“熟女真”课以赋税，对江以东的“生女真”一般只收受“进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狼河(今乌里吉林伦河)之滨选定都城地点，后梁贞明四年(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建成，称为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后晋天福三年(辽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改为上京临潢府。北宋景德四年(辽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大明城)。辽国的正式首都始终在上京，但后期的实际首都已迁至中京。

  ⑵.西州回鹘：

  西州回鹘在天山东段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以西州高昌故城(今新疆吐鲁番)为都，又称高昌回鹘、高昌。公元十二世纪初，疆域扩展至塔里木河流域今新疆库车一带，后成为西辽国的属国。公元十三世纪初归附大蒙古国，公元十三世纪中叶成为元朝的直辖地。

  ⑶.于阗：

  于阗是西域古国，自西汉归属于西域都护府以后，一方面接受中原王朝的管辖，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国家的形式和对内的统治。因此，在中原王朝强盛并能够控制西域时，于阗是中原王朝范围内的自治政权，是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例如唐朝在于阗置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又在它的都城置于阗镇，是安西四镇之一，直到唐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后才废弃。但在中原王朝国力衰弱，无法控制西域时，它就成为一个独立政权，唐后期以来于阗就维持着这样的状态。于阗的都城一直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公元十一世纪初的辖境约有今新疆且末、麦盖提、莎车以南地和帕米尔高原。北宋时灭于回鹘黑汗王朝。

  ⑷.黑汗(黑韩，喀喇汗)：

  公元十世纪末，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割禄)联合西迁后的一部分回鹘人趁中亚萨曼王朝瓦解之际，取得了河间(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带，建立黑汗(喀喇汗)王朝，汗廷(首领驻地)建于八刺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楚河)，副汗驻怛逻斯和疏勒。公元十一世纪时疆域包括今新疆西部的伊宁市、塔城市一带和喀什市一带，阿姆河中游达尔甘阿塔以东、锡尔河中段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大约自公元1041年起，黑汗分裂为东西二汗，东汗于公元1004年后不久灭于阗。公元1140年归入西辽国。

  ⑸.西夏：

  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袭据银州，从此开始了与宋朝的对抗。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攻陷灵州，改为西平府，次年建都。其子李德明继立后，于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筑城为都，称兴州。北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德明逝世，其子李元昊继立，仍以兴州为都，称兴庆府。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称大夏皇帝，宋称为西夏。西夏的中心区是今宁夏大部，北宋景祐二年(辽重熙四年，西夏广运二年、公元1035年)灭沙州曹氏政权后，占有河西走廊。以后经过与宋、辽的反复交战，西夏的疆域大致稳定在北起今中蒙边界，南至祁连山脉，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陕西靖边、佳县西南一线，西起今甘肃西界，东至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乌梁素海、包头市西、东胜市、陕西神木、佳县西一线这样的范围内。金国灭了辽国和北宋后，西夏的东界与金为邻，北部与蒙古为界，大致与辽时相同。在南宋初，西夏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至西夏后期，它的边界未发生大的变化。北宋开禧元年(西夏天庆十二年，公元1205年)，在遭受蒙古军首次侵掠后修复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此后连续受蒙古攻击，北宋宝庆三年(西夏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灭。

  ⑹.金国：

  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辽国的属部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以鸭子河(今黑龙江松花江哈尔滨以西一段)一带为基地，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建国号金，定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至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灭了辽国，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灭了北宋。金国灭辽后，取得了它的大部分疆域，但始终没有能征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在金国全盛时，它的西界只达到今大兴安岭北段、蒙古国乔巴山、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一线。而且随着蒙古的日益强大，金国的边界不断后撤，金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已退至大兴安岭山脉、今内蒙古达来诺尔、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一线。为防御蒙古而筑的“界壕”更在这一线之后。金国与高丽的边界大致与辽国时相同，但失去了保、定二州，所以西端已以鸭绿江为界，而不再在江南占有一席之地了。金太宗时(公元1123～1134年)以会宁都城所在，升为府。南宋绍兴六年(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称上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大兴府。南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在蒙古军队进攻的压力下迁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末年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金国灭于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

  ⑺.西辽：

  在辽国覆灭的前夜，宗室耶律·大石于北宋宣和六年(辽保大四年，公元1124年)自立为王，率部西迁。在先后占据了西州回鹘和黑汗国旧地后，又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一说公元1131年)，耶律·大石在起儿漫(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称帝，国号仍称辽，史称西辽国。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建都于八剌沙衮，号虎思斡耳朵。西辽的最大疆域大致包括今新疆的全部，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南的阿姆河西岸，巴尔喀什湖以东北至今蒙古国的西部。蒙古兴起后，西辽的东北部日渐为蒙古所占。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乃蛮王屈出律夺取政权，但仍沿用辽国的国号，至南宋嘉定十一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被大蒙古汗国所灭。

  ⑻.大理：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云南段氏大理政权建立时，完全继承了南诏的疆域。进入宋朝后，由于宋朝一直受到北方的军事威胁，无力经营西南地区，大理国也一度接受宋朝的封号，双方相安无事，边界长期稳定。大理国的辖境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西南部、贵州晴隆以西数县、缅甸北部那加山脉以东地和萨尔温江以东地、老挝西北部、泰国北部。建都于大理(今云南大理)，全境分为八府、四郡、四镇、三十七部。至南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被元世祖忽必烈所灭，后置为云南行省。

  ⑼.吐蕃：

  在这一时期内，吐蕃诸部仍处于分裂状态，因而除了与宋朝、西夏接壤地带的一些部族与之有军事冲突外，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军事实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周围的政权也没有进入吐蕃地区的可能，仅北宋取得了东北边缘的熙河路。吐蕃诸部占地范围包括青藏高原、川西高原，今克什米尔地区大部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今不丹、锡金和尼泊尔一部。蒙古蒙古高原诸族都曾为辽所臣属，但金国在灭了辽国之后，没有能继续控制蒙古高原。当地主要有克烈、萌古斯等突厥、鞑靼部族，处于分裂状态。

  南宋开禧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元年，公元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建大斡耳朵(第一宫帐)。大蒙古帝国的疆域东至金山(今大兴安岭)，南至金界壕，西至阿勒泰山(今阿尔泰山)两侧，北至谦河(今叶尼塞河)流域和大泽(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统治着弘吉剌、汪古、乃蛮、吉利吉思、不里牙惕、八剌忽等部。

  ·契丹曾征服的诸民(部)族

  公元九世纪中叶后，契丹族“寝强”。

  公元九世纪末叶(唐咸通中期)，契丹贵族开始了对奚、室韦等邻近部族的征服活动。经过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东征西讨，服属契丹的民(部)族，除燕云十六州和原居东北地区的汉族外，东有渤海，熟女真，东北有生女真、铁骊及五国部，北有乌古(于厥)、敌烈、室韦，西和西北有阻卜(鞑靼)、斡朗改(温娘改)、辖戛斯及萌古(朦骨)、梅里急、粘八葛诸部，南和西南有奚、党项、吐浑、沙陀等族。

  契丹贵族对被征服的各民族，在“因俗而治”的方针下，皆保留原有的部族组织;对一些大部族只设立大王府或王府，仍由其头领为首长，管理部众。被分别称为属国、属部。居住原地的，除对契丹负有守边、纳贡义务外，平时由其首领组织生产和生活，只在“有事”时有助军出征义务。若“下诏”或有专使来征兵，不从的要受到征讨。臣属各民族，岁向契丹纳贡有定额，但执行并不严格，在史籍《辽史》中就记录有“朝贡无常”。

  为了能有效地控制被征服部族，特别是一些叛服不常的部族，契丹贵族另派契丹族人为节度使、详稳等官，往被监治。

  ⑴.乌古：

  又作乌古里、于厥、于厥里、于骨里，有人认为“妪厥律”为乌古之别译。来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乌洛侯，唐朝时期为室韦中的乌罗护(乌罗浑)部。唐朝末年，室韦族解体，以部落名独立活动。辽国时期，居地东接室韦部，西邻敌烈、蒙古，南与契丹族地相邻，大体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为中心，包有额尔古纳河及呼伦湖以东一带地。内有乌古部与三河乌古部之分。它与敌烈族人同为契丹北边的大部族。乌古族人以游牧、渔猎为生。耶律·阿保机的叔父耶律·述澜为夷离堇时，已开始北征于厥;耶律·阿保机任挞马狘沙里后，又对其进行征讨。后经过多次战斗，它才被迫向契丹国称臣纳贡。然在有辽一代，乌古族人对辽国时叛时服，因此乌古部节度使多以契丹族人为之。为了分而治之，耶律·阿保机从降服的乌古族人中取六千户置涅离部(亦称乌古涅刺部)，后梁贞明七年(辽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又从涅离部中拨出一部分别置图鲁部，皆为耶律·阿保机所统十八部的成员，分属西南路招讨司和东北路统军司。辽圣宗中期后，乌古与敌烈常连兵抗辽，辽圣宗又以俘获的乌古族人置斡突蛊乌古部，成为辽圣宗时的契丹三十四部之一，戍黑山北。辽末生女真崛起，契丹贵族为了“一部或叛，邻部讨之，使同力相制”，将留居故地的乌古族人与敌烈部东迁到乌纳水(今嫩江流域，一说为今鄂嫩河)，“以扼北边之冲”。辽国灭亡后，乌古族人除有一部分参加了耶律·大石的西征外，余多归服于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融入女真、蒙古各族之内。

  ⑵.敌烈：

  亦作敌刺、敌拉、迪烈、迪烈德、迭烈德、达里底。内分八部，故又有敌烈八部或八部敌烈和八石烈敌烈之称。可能来源于北朝时的地豆于。其他在乌古部西，跨肿胸河(今克鲁伦河)南北以居，与乌古部并称为契丹北边大部。以游牧、渔猎为业。后唐长兴元年(辽天显五年，公元930年)始见其朝贡契丹。贡物主要为马、驼。敌烈八部对辽亦时叛时服。辽圣宗时，敌烈八部与乌古部联合抗辽，辽圣宗以其被俘户置迭鲁敌烈部、北敌烈部，皆为契丹三十四部的成员。北宋熙宁元年(辽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辽道宗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迭鲁敌烈部亦归其辖领，北敌烈部则戍魄乌古部。北宋绍圣三年(辽寿昌二年，公元1096年)，居于故地的敌烈族人与乌古部同被迁于乌纳水，以防生女真入侵。辽国末年，有一部分敌烈族人参加了耶律·大石的西征，余归附女真。金末元初，逐渐被女真族、蒙古族人所同化。

  ⑶.阻卜：

  其名仅见于史籍《辽史》，汉意为沙碛、沙摊，是契丹族人对蒙古草原各部族的通称。犹言沙漠地区的部族。一般认为，阻卜即其它史料所记之鞑靼，因蒙古族人讳言鞑靼，故有是称。史学家陈述认为，术不姑亦是其别称。内有西阻卜、北阻卜、西北阻卜、阻卜别部之分。大多居住在今蒙古国境内，今贝加尔湖以南部分地区亦为其故壤。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公元十世纪时，各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后梁贞明四年(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已有阻卜部落遣使向辽国贡献。后唐同光二年(辽天赞三年，公元924年)阿保机西征，阻卜诸部皆“望风悉降”，并有三个部落被内迁。自此至辽景宗朝，各部常遣使朝贡于辽。岁贡定额为马一千四百匹、驼四百四十头、貂皮万张、青鼠皮两千五百张。从辽圣宗朝开始，阻卜族人时叛时服，且为辽国政权最难制服的部族。辽圣宗于北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命王太妃(齐妃)领乌古等部兵往西镇抚，又于北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筑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根哈达桑)，次年置镇(今可敦城)、维、防三州，调诸部族兵两万余骑及渤海、女真、汉族人七百余流配之家，往彼屯垦镇守;北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年)，置阻卜诸部节度使。北宋大中祥符五年(辽统和三十年公元1012年)，阻卜许多部落又叛。在反抗契丹贵族的斗争中，阻卜诸部结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辽国政权不得不于北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任命阻卜族人中最大部落北阻卜的磨古斯为诸部长。北宋元祐七年(辽大安八年，公元1092年)，由于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北阻卜由是“叛命”，其它部落纷纷响应。经过九年的苦战，磨古斯于北宋元符三年(辽寿昌六年，公元1100年)被擒杀，叛乱被镇压下去。阻卜族人除有一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行外，余众后多被融入蒙古族。

  ⑷.斡朗改：

  又作温娘改，分布于契丹西北今贝加尔湖东西森林中。后梁开平三年(辽太祖三年，公元909年)，向契丹“进輓车人”。为辽国的属国，辽国政府在其地设立王府，但关系较疏远。曾于后周显德六年(辽天禄十三年，公元959年)、北宋政和三年(辽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献花鹿和良犬于辽国政府。

  ⑸.辖戛斯：

  契丹西甫边的属国，居住在今谦河流域。后唐长兴二年(辽天显六年，公元931年)开始与契丹族人发生联系，辽国在其地设有辖戛斯国王府，辽景宗、辽穆宗两朝各来贡一次。

  ·辽国军队编制和管理制度

  对于军事机构，辽国设有“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边境戍兵“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营，计正兵二万二千”。官卫骑军“丁四十八万八千，出骑军十万一千”，御帐亲军“合骑五十万”，总兵额达二百余万，其中有一百一十多万是乡丁。

  在征战时，辽国军队列骑为队，十人为一编组，以十将率领，每队五百～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设有主帅，大主帅由勋戚大臣充当，小主帅由各部族首领充当。步兵主要负责供顿和屯守，部族兵和州县兵的统领一般由部族首领和州县长官担任。

  辽国军队的调动要以皇帝发出的金鱼符为凭，征战时由皇帝亲委将帅。平时设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府，由太子或亲王为大元帅、副元帅，主管一般军务;各军设大将军府，由勋戚充当大将军;诸路设兵马都部署，部族设详稳，边防镇戍军设都统署、都虞候，分管各方面军务。州县兵由南面官的殿前都点检司、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控鹤兵马都指挥使司、侍卫汉军兵马都指挥使司、诸厢兵马都指挥使司等依次进行管理。

  所有军务都由北面官的北枢密院负责，形成一个层层提控的军队管理体系。

  ·辽国的中央官制

  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座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两侧，因此官职都分称北、南。辽国中枢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族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族人”。北面官制仍保存着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痕迹。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族人官制的某些职名。

  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以后，北院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汗、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

  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汗、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汗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

  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

  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

  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

  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例由贵族大臣轮番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理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

  ·辽国的枢密院

  辽太祖时，多亲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辽太宗)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灭后晋之后，沿用后晋制设枢密使，以管领汉族人兵马。

  辽世宗耶律·阮夺得皇位后，囚禁了反对汉制的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因而采汉族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

  契丹枢密院又称北枢密院，汉族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北、南枢密使参预国政，听决狱讼。辽圣宗时，韩德让兼领北、南两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的执政者。此后，汉族人官员可任北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院枢密使。

  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辽国的地方官制

  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族居地建立起统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族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居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

  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国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

  辽太宗时期，仿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时又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个小部族按民族成分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各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主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

  辽圣宗时在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长官称留守。在渤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东丹王，成为特殊的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由契丹族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

  辽世宗时期，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军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

  辽兴宗时期，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族人、渤海人等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族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辽太祖建国后，即诏定法律，以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族人。汉族人仍依原有的汉法。即源于唐代的法律。灭渤海后，也用汉法。

  契丹法与汉法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辽太祖时耶律突吕不曾撰决狱法，当是断案治罪的条例。

  辽圣宗时期，修订法律十数项。主要是奴隶犯罪须送官府处理，主人不得擅杀。契丹族人与汉族人斗殴，同等治罪。

  辽兴宗时期，重新制定了法律，于北宋景祐三年(辽重熙五年，公元1036年)正式颁布，新定条制，共五百四十七条，是一部完整的法典，史称《重熙条制》。

  辽道宗在北宋熙宁三年(辽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又重加改定，增补为七百八十九条，称《咸雍条制》，以后又增补两次，共增一百零三条。北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辽道宗下诏，因新定法令太繁，仍用旧法，即《重熙条制》。辽国的几部法典都已失传。辽国北面官中设有夷离毕院专掌刑狱。有左、右夷离毕，知左、右夷离毕事等官职。

  辽圣宗时期，北、南枢密院综理军政，并理讼事。贵族官员犯法，由所在官司案问，申报北、南院复审、奏报。其后又在南面官中仿汉族人制度设大理寺审理重大罪案。官员有大理寺少卿、大理正等。

  辽兴宗时期，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专设警巡院，各地契丹族人犯法，由警巡使审理。汉族人犯法，由所在州县官审理。辽国契丹族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

  辽圣宗执政以后，采用汉族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辽国原无科举考试制度，从辽圣宗时期开始置科举取士。设进士科，分甲、乙两科。考试分为乡试(乡贡)、礼部试和廷试(殿试)。辽国的科举一般只限汉族人文士考试，契丹族人不得应试。

  ·辽国的南面官制

  《辽史》记载极为疏略。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汉儿司事”，总管汉族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族人事务。辽兴宗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理汉族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族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

  辽国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封赠的虚衔。南面官中设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名目。契丹族人任职者称为南面林牙。

  南面官是用以“治汉族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大体依“汉制”，实际上是仿照唐代制度建立起的职官体系。南面官是从辽太祖时的政事令和汉儿司逐渐发展而成的，有枢密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等机构和三师(师、傅、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等加官号。但这些机构往往因人而置，或暂设于一时，或偏设于一地，并不完全因定。

  在官员任用上，辽国多用汉族人，虽然也杂以契丹贵族，但其权力远不如北面官大，而且有许多职位还是有名无实的。尽管如此，这种“因俗而治”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首先，它适应了南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实际情况，对各族区别对待，在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允许各从其俗，在客观上保持了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辽国稳定对北方的统治。其次，这种“因俗而治”也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民族政策对以后金、元、清各朝也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对外战争和国势的扩展

  奴隶的解放和契丹封建制的确立，显示辽国国力的增强。承天后、辽圣宗统治时期，辽国频繁地展开了对周邻各族的战争，进一步向外扩展了它的势力。

  ⑴.与宋朝的关系：

  辽圣宗即位后的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农历3月，宋太宗分三路进兵，再取燕云。曹彬等军出雄州道，田重进出飞狐道，潘美、杨业出雁门道。宋军连克歧沟、涿州、固安、新城。辽兵败于田重进，飞狐关辽军降宋，潘美连克衰、朔、应、云等州。承天后与辽圣宗至南京(幽州)督战，调集各地重兵反攻。农历4月，耶律·休哥军复涿州、固安。农历5月，辽军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宋军奔高阳又被辽师截击，死者数万。农历6月，耶律·斜轸军复朔州，擒宋将杨业。云州等地宋兵都弃城而走。辽军获得全胜。

  北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公元999年)，辽圣宗再次亲率大兵南下。农历10月，在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昭裔，进据乐寿县。攻遂城，又败宋军。次年农历1月，还师南京。

  北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公元1002年)，辽军再度南侵。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于泰州。

  北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农历闰9月，辽圣宗大举亲征，先在唐兴大破宋军，又在遂城、祁州、洺州获胜。农历11月，攻破宋德清军。辽军进至澶渊，宋朝遣使请和。农历12月，辽宋两国在澶渊议成。宋以辽承天后为叔母，每年向辽输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朝各守旧界。澶渊盟后，辽宋两国之间不再发生大的战事。

  ⑵.与西夏的关系：

  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在李继捧统治时，附宋自立，宋朝当局赐姓赵氏。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首领李继迁附辽抗宋，复姓李(唐赐姓李氏)。辽圣宗以皇族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李继迁。李继迁得辽国的支持，得以南下侵宋。北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攻下宋朝的麟州、鄜州等地，辽国封李继迁为夏国王。此后，西夏连年侵扰宋朝州县，都要遣使告辽，并连年向辽国纳贡。北宋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李继迁逝世，其子李德昭继立，辽国封李德昭为西平王(西夏以灵州为西平府)，后又册封夏国王。辽圣宗时其，西夏附辽以侵宋，辽国结夏以制宋，基本上形成了辽、夏、宋鼎立的局面。

  ⑶.与鞑靼的关系：

  对鞑靼(阻卜)的战争游牧于辽国西北的鞑靼，史籍《辽史》中作“达旦”或“阻卜”。

  耶律·阿保机“西讨吐浑、党项、阻卜”。此后鞑靼不时向辽国入贡。北宋太平兴国八年(辽统和元年，公元983年)，辽圣宗西征鞑靼。次年，杀其酋长挞刺干。鞑靼酋长鹘碾继续反辽，辽以萧挞凛领兵镇压。

  北宋咸平三年(辽统和十八年，公元1000年)，鞑靼铁刺不率部降辽。辽在古可敦城设镇州，派驻重兵，镇压北方诸部。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年)，辽圣宗采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议，对鞑靼诸部，分部统治，各置节度使。次年，鞑靼部民杀辽节度使，起兵反抗，围攻萧图王于镇州可敦城，辽兵死伤甚众。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领大兵来救，鞑靼酋长乌八战败降辽。辽国诏令鞑靼，依旧制：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张，青鼠皮二万五千张。

  北宋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公元1026年)，辽国征鞑靼兵以讨回鹘，鞑靼酋长直刺后至，被辽斩首。直刺于起兵反辽，诸部响应，辽军大败。此后，鞑靼日渐强盛，成为辽国西北方的一个劲敌。

  ⑷.与乌古(于厥)、敌烈的关系：

  契丹建国前即侵掠乌古，俘掳奴隶。后梁贞明五年(辽神册四年，公元919年)，耶律·阿保机征服了乌古部，随着历史的发展，乌古部开始对外掳掠。

  辽穆宗时期，在边地掠夺人民财产牲畜。辽详稳僧隐与乌古战，败死。乌古屡降屡叛，不时向外俘掠居民。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辽开泰二年，公元1013年)，辽圣宗出兵讨乌古，迫使乌古返居故地。次年，乌古又反，耶律·世良统领重兵大肆屠杀乌古的反抗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邻近乌古的敌烈部，辽圣宗时杀辽详稳，奔向西北。辽国将领萧挞凛追击，俘掳甚多。不久，敌烈部又攻陷巨母古城。耶律·世良一再率兵压境，对敌烈“招抚”和攻讨，敌烈仍不时出没攻掠。

  大抵此时辽国北边的乌古、敌烈等部，已经发展到父权制的末期，展开对外掠夺。

  由于辽国处在强盛时期，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他们的俘掠，乌古、敌烈等部的发展受到阻遏，不能象早期契丹那样南下侵掠兵建立奴隶制国家。

  ⑸.与回鹘诸部的关系：

  甘州回鹘，在耶律·阿保机时曾被契丹所征服，但此后与辽国并无从属或朝贡关系，而与宋朝通贡使。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萧图玉进讨甘州回鹘，直抵肃州，俘掠大批生口。北宋天圣四年(辽太平六年，公元1026年)，萧惠再统兵攻甘州，不能取胜，被迫还军。沙州回鹘在敦煌郡王曹顺统治下，也曾一度向辽入贡。西州回鹘世居高昌，可汗号“阿厮兰汗”，史籍《辽史》中所称“阿萨兰回鹘”，当即此部。宋朝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说，西州回鹘有大虫太子族，与契丹接界，过此族即为达干于越王子族。史籍《辽史》记载北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阿萨兰回骼于越达刺于(即达干)“遣使来贡”，当即此族。辽圣宗时，阿萨兰回鹘连年有贡使来辽。

  北宋至道二年(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阿萨兰回鹘王遣使来为子求婚，辽国不许。史籍《辽史·属国表》记载，(公元1047年)“阿萨兰回鹘王以公主生子遣使来告”。大抵至辽兴宗时，许嫁公主，加强了联系。

  辽圣宗时，对宋、夏和周邻诸族，巩固和扩展了它的势力，进而向外发展，向西联络大食，在东方发动了对高丽的侵掠。

  ⑹.与大食国的关系：

  耶律·阿保机时期，大食国曾遣使来契丹。此后，不见再有往还。

  北宋天禧四年(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大食国遣使来辽国，进象及土产，并为王子册割请婚。次年，再遣使来，辽国以皇族女可老封公主许嫁。

  ⑺.与高丽国的关系：

  高丽王建(太祖)在后梁贞明四年(辽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建高丽国。于后唐清泰二～三年(辽天显十～十一年，公元935～936年)先后灭新罗、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成为海东强国。辽太祖、辽太宗时与高丽曾有聘使往来。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渤海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投高丽，赐姓王氏。此后，高丽与辽国绝交，相互敌视。北宋雍熙二年(辽统和三年，公元985年)农历7月，辽国令诸道缮甲兵，准备大举东侵，后因辽泽水溢，道阻而罢。

  北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公元992年)农历12月，辽国以东京留守萧恒德统兵东侵高丽。次年，辽军攻破高丽蓬山郡，高丽请和。辽国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并以萧恒德女许嫁。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辽统和二十八年，公元1010年)，高丽穆宗(成宗之子)被贵族康兆谋杀，显宗继位。辽圣宗亲率大兵四十万出征，高丽康兆率兵三十万迎击。辽兵连陷郭州、肃州，直抵高丽都城开京。高丽显宗弃城南逃，辽圣宗攻入开京，大肆焚烧而去。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辽开泰三年，公元1014年)，辽圣宗遣耶律·资忠(史籍《高丽史》中作耶律·行乎)出使高丽，强索兴化、通州等六城。被高丽国拒绝，还扣押了耶律·资忠。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辽开泰五年，公元1016年)，辽国耶律·世良统兵再侵高丽，破郭州。高丽军民死者数万人。

  北宋天禧元年(辽开泰六年，公元1017年)，辽国萧合卓攻兴化，失败。

  北宋天禧二年(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辽国萧排押(史籍《高丽史》中作萧逊宁)等以兵十万入侵高丽，高丽大将姜邯赞率军大败辽兵，辽军死伤甚众。

  北宋天禧三年(辽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辽国集结大军，准备再侵高丽，高丽显宗遣使议和，送还耶律·资忠。辽国强索高丽六州被挫败，此后，高丽仍依成宗时的旧制，对辽国“纳贡如故”。